在历代太监中，童贯堪称屡创“历史之最”的人。他以太尉领枢密院事，掌全国军权，是史上掌控军权最大的太监;他前后统兵二十年，是史上掌军权最久的太监;他曾以副使身份出使辽国，是史上第一个代表国家出使外国的太监;他因功被封为广阳郡王，是史上第一个被册封王爵的太监。而如果把“骂名”算上，童贯恐怕还是生前死后承受骂名最多的太监。
无论正史还是野史，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童贯都是众矢之的。《宋史·童贯传》这样评价他：“性巧媚，自给事宫掖，即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顺承。”说他会讨好、懂揣摩、善逢迎。这一评价倒是实话，童贯以供奉官主持杭州明金局，专为宋徽宗搜刮珍玩字画、珠宝花石，天下之美、古今之胜，应搜尽搜，通过淮河﹑汴河水道运至京城供宋徽宗挥霍享乐，深得宋徽宗的信赖和喜欢。
宋人的野史笔记中，编撰过许多讥讽童贯的段子，让人捧腹。南宋王明清在《挥麈录》中记载，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童贯被任命为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为宋朝西北前线最高军事长官，如日中天。那些边将迎来送往，马屁哄哄，唯童大帅马首是瞻。但在众多边将中，独秦州知州兼秦凤路安抚使钱昂傲骨嶙嶙，颇为不屑，让童大帅十分不快，总想寻机会奚落他一下。
一日，童贯去秦州巡视，故意比约定的时间推迟很久才到。钱昂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等到了童大帅亲临，便问道：“大帅为何来得这么晚呢？”钱昂个头矮小，童贯一语双关地回答说：“我今日乘坐的这头驴，个头小而脾气倔，动辄跳跃，很难驾驭，因此来迟。”钱昂揣着明白装糊涂，又问：“太尉乘的可是公驴？”童贯说：“当然是公驴。”钱昂大笑，也一语双关地反唇相讥道：“太尉既然奈它不何，不如把这头‘公驴’给阉了！”童贯气得七窍生烟。
童贯以收复燕京之功，被宋徽宗封为广阳郡王。太监封王，无异于给儒家正统思想主导的北宋官场扔下一颗重磅炸弹，朝内外众口喧腾，议论纷纷。许多士大夫不但加入议论的行列，而且编段子，撰写打油诗，嬉笑怒骂，不亦乐乎。据与童贯同时代的张知甫《可书》记载，当时有读书人以此事拟了一首打油诗：“长乐坡头十万戈，碧油幢下一婆婆。今朝始觉为奴贵，夜听元戎报五更。”讥笑太监带兵的“丑态”，一时传为笑谈。
太学生陈东的“伏阙上书”，几乎道出了当时士人的共同心声。宣和七年(1125年)底，金军兵分两路，大举南侵，围太原，攻燕京，势如破竹，直逼京畿，宋朝两百年基业，眼看就要毁于一旦。倾危之际，陈东联合其他太学生，向宋钦宗伏阙上书说：“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陈东把外敌入侵归罪于“六贼”，给童贯的罪名是：“结怨辽金，创开边隙。”
相较之下，民间老百姓则是直接咒骂。当时，童贯、蔡京把持朝政，朝中各级官员，不是出自童大人门下便是出自蔡大人门下，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记录当时的民谣：“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把童贯和蔡京并列为乱臣贼子之首。
而对童贯上纲上线最全面的，要算宋钦宗下发的诏书。据南宋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记载，靖康元年(1126年)三月，宋钦宗赐死童贯前，曾下诏遍数童贯十大罪状：“首荐朱勔起花石;引赵良嗣灭契丹;修延福宫等;朕在东宫，屡为摇动;册立之时，有异语;不俟敕命，擅去东南;差留守不受命;东京被围，闻之而去;家中有非法之物;私养死士。”这十条罪状叠加一起，真是十恶不赦，故宋钦宗诏书中说童贯“罪不容诛”，并差监察御史张徵星夜兼程，于当年七月追上奔波于贬窜之途的童贯，在南雄郡(今广东韶关南雄市)将其斩首，旋即携头而归，枭于汴京城头。
《宋史》有定论，野史有酷评，民间有诅咒，舆论一边倒，遂成就了童贯的“千古骂名”。后人一提起童贯，眼前便会晃过一张勾粉白脸，如赵高、曹操之类戏剧脸谱上误国奸臣的典型。然而，仔细翻检史料，斟酌、比较、对照之余，会发现史实中，童贯既不够“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之能，也没有逼死皇子扶苏、害死丞相李斯的赵高之恶，他的为人做事与蔡京颇为相似，是一个“颇具干才的弄臣”，有一点才能，有一点奸诈，以投机讨好为能事。《宋史·童贯传》中至少能寻找到童贯为赵宋王朝戎马一生的两大功劳：对外，童贯取得过与西夏以及吐蕃诸部作战的胜利，收复大面积失地，包括湟州、鄯州、廓州以及积石军、洮州等地，这是北宋对外战争中仅有的几次胜仗之一，消解了西北的军事压力;对内，他曾以宣抚制置使身份，领军十五万进军浙江，一举镇压了方腊的农民起义，生擒方腊，大胜而归。
总的来说，童贯在二十余年不计其数的战争中，有胜有败;在与夏、辽、金诸国的外交斡旋中，有得有失;在为宋徽宗辅政过程中，有功有过。他之所以臭名昭著，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太监弄权。在帝制时代，太监弄权，与后宫干政一样，属于牝鸡司晨、不安其分的行为，干了不属于他干的事，为人所不齿;二是临阵脱逃。宣和七年(1125年)，金大举南侵，童贯作为驻扎太原的大军统帅，却不思抵抗，逃回京城，致使金兵长驱直入;三是为宋徽宗的罪责“埋单”。宋徽宗在位那些年，对内残酷盘剥，对外大动干戈，自己又奢糜享受，导致民怨沸腾，内外交攻，最终国破家亡。亡国的罪魁祸首，当然是宋徽宗这位自号为“道君皇帝”的无道昏君。然而，在以儒家文化为背景、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帝制时代，却没有追责皇帝的行为习惯和理论基础，但国家糟蹋到这般模样，又总得有人为之“埋单”，于是，千夫所指而又确实曾经助纣为虐的太监童贯，便成了宋徽宗的“替罪羊”，遭受了千年的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