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赵祯（1010年—1063年），中国北宋第四代皇帝（1023年—1063年在位）。初名受益，宋真宗的第六子，生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1018年立为皇太子，赐名赵祯，1023年即帝位，时年13岁。1063年驾崩于汴梁皇宫，享年53岁。在位四十一年。在位时候宋朝面临官僚膨胀的局面，冗官冗兵特多，而对外战争却又屡战屡败，虽然西夏已向宋称臣，但边患危机始终未除。后来虽一度推行“庆历新政”，但未克全功。其陵墓为永昭陵。谥号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
宋仁宗(1010—1063)，即赵祯，真宗子。大中祥符八年(1015)封寿春郡王，天禧二年(1018)封王，立为太子。乾兴元年(1022)即位。
天圣、明道10余年间，由章献太后垂帘听政。他在位期间，宋代科学文化有一定发展，但各种社会矛盾也进一步尖锐，土地兼并日趋严重，皇佑元年（1049）全国军队总数增至140万，达到北宋养兵的高峰。军费开支占财政收入的十之七八。官员数目也超过真宗时约一倍。康定、庆历年间，西夏几次大举进犯，宋军都大败，后与西夏订立和议，每年给西夏大量银、绢、茶。对辽也屈辱求和，增纳岁币。农民起义、兵变、少数民族反抗斗争，一年多于一年。为了解决统治危机，仁宗曾于庆历年间，任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充执政，企图对吏治作一些整顿，史称庆历新政，但很快就取消了。仁宗懦弱无能，在位虽长达42年，却无所作为。
不过在宋仁宗统治时期，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仁宗皇帝当政期间，政府正式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官交子”。
仁宗皇帝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因此他受到历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有一次，时值初秋，官员献上蛤蜊。仁宗问从哪里弄来的，臣下答说从远道运来。又问要多少钱，答说共28枚，每枚钱主干。仁宗说：“我常常告诫你们要节省，现在吃几枚蛤蜊就得花费28000钱，我吃不下！”他也就没有吃。
一天，仁宗处理事务到深夜，又累又饿，很想吃碗羊肉热汤，但他忍着饥饿没有说出来，第二天，皇后知道了，就劝他：“陛下日夜操劳，千万要保重身体，想吃羊肉汤，随时吩咐御厨就好了，怎能忍饥使陛下龙体受亏呢？”仁宗对皇后说：“宫中一时随便索取，会让外边看成惯例，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汤，御厨就会夜夜宰杀，一年下来要数百只，形成定例，日后宰杀之数不堪计算，为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且又伤生害物，于心不忍，因此我宁愿忍一时之饿。”
谏官王素曾劝谏仁宗不要亲近女色，仁宗回答说：“近日，王德用确有美女进献给我，现在在宫中，我很中意，你就让我留下她吧。”王素说：“臣今日进谏，正是恐怕陛下为女色所惑。”仁宗听了，虽面有难色，·但还是命令太监说：“王德用送来的女子，每人各赠钱三百贯，马上送她们离宫，办好后就来报告。”讲完，他还泪水涟涟。王素说：“陛下认为臣的奏言是对的，也不必如此匆忙办理。女子既然已经进了宫，还是过一段时间再打发她们走为妥。”赵祯说：“朕虽为帝王，但是，也和平民一样重感情。将她们留久了，会因情深而不忍送她们走的。”
一天，仁宗退朝回到寝宫，因为头痒，没有脱皇袍就摘下帽冠，呼唤梳头太监进来替他梳头。太监梳头时见仁宗怀中有一份奏折，问道：“陛下收到的是什么奏折？”仁宗说是谏官建议减少宫中宫女和侍从的。太监说：“大臣家里尚且都有歌伎舞女，一旦升官，还要增置。陛下侍从并不多，他们却建议要削减，岂不太过分了！”仁宗没有接口。太监又问：“他们的建议，陛下准备采纳吗？”仁宗说：“谏官的建议，朕当然要采纳。”太监自恃一贯为皇上所宠信，就不满地说：“如果采纳，请以奴才为削减的第一人。”仁宗听了，顿然站起呼唤主管太监入内，按名册检查，将宫人29人及梳头太监削减出宫。事后，皇后问道：“梳头太监是陛下多年的亲信，又不是多余的人，为何将他也削减？”仁宗说：“他劝我拒绝谏官的忠言，我怎能将这种人留在身边！”
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包拯屡屡犯颜直谏，唾沫星子都飞溅到仁宗脸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接受他的建议。有一次包公要拿掉三司使张佐尧的职务，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张是仁宗宠妃的伯父，仁宗有点为难，想了办法，让张去当节度使，包拯还是不愿意，言辞更加激烈，仁宗生气地说：“岂欲论张佐尧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包拯不客气回答道：“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张最终没能当成节度使，仁宗回到宫中对贵妃说：“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史载，仁宗情急之下把节度使说成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
“仁政”，一直是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宋仁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能以“仁”或冠以“仁”。仁宗驾崩的消息传出后，“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烧纸钱哭于大内之前。”洛阳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以至天日无光，偏远地区的人们也带孝帽哀悼。
正面评价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后，第二个比较开放和宽容的时期。其根源就在于太祖皇帝赵匡胤的重文抑武和宽宏大量。赵匡胤统一中国后，通过杯酒释兵权，实现了向文官治国的转变，未杀有功大臣。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赵匡胤制定了法律，规定不能在朝廷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宋朝不兴文字狱，对读书人比较宽容。到了宋仁宗赵祯继位，把这个传统弘扬到最大。赵祯爱好学习，崇拜儒家经典。他首次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拿出来合在一起让学生学习，开了“四书”的先河。
在宋代有太多赞美、歌颂仁宗及其“盛治”的宋人，这些人包括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曾巩、胡安国、刘光祖、周必大、杨万里、王璧、陈俊卿、刘克庄、赵汝腾、叶适、王十朋、文天祥等等。在大多数宋人眼里，“仁宗盛治”远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宋仁宗一生节俭，有天内宴，端上螃蟹28只，在得知食一只蟹要一千钱，竟不忍下箸。[8]
在嘉祐四年（西元1059，距赵祯驾崩还有四年），以宰相富弼为首的群臣连续五次上表请求给他加尊号为“大仁至治”，赵祯都没有批准。但他死后再也阻止不了群臣给他加上“仁”的尊号了。翰林学士王圭等群臣给他写谥曰：“臣闻元精磅礴，济万物而不昭其迹者，荐名曰天；至德汪洋，泽万世而不有其功者，建谥于帝……维其历古圣贤之君，莫不极所以尊明令显之称，又或至于代相袭之。夫仁者圣人之盛德，岂独未有以当之耶抑当时鸿儒巨学反略于稽求抑又天之所启、期以克配先帝之庙乎《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此之谓欤惟功以创业为祖，德以守成为宗，皆尊尊之大义也。先帝尊谥，宜天锡之曰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庙曰仁宗。”
“仁”就是对帝王的最高评价，“为人君，止于仁。”《宋史》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他的群臣们这样歌颂“仁宗盛治”：“四十二年于兹，可谓海内大治矣。窃迹羲黄之前，敻乎莫索其详。自《诗》、《书》之载，未有如兹之盛者也。”
北宋学者邵伯温这样赞美“仁宗盛治”：盖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时宰辅曰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曰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云。呜呼，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
北宋政论家陈师锡这样怀念“仁宗盛治”：“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庆历、嘉佑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
大文豪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天圣、景祐都是宋仁宗的年号。即使目空无人的南宋宰相秦桧也曾说到：“昔我仁祖临御，亲选天下十有五人崇论宏议，载在方册。庆历、嘉佑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南宋人名人卫径也称：“嘉祐之治”振古无及。
负面评价
王夫之批评宋仁宗“无定志”，“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吏无适守，民无适从，天下之若惊若骛、延颈举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夫天子之无定志也，既若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