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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伯纳与鲁迅、宋庆龄等七人照的故事(附图)

《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和《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宋庆龄、史沫特莱、林语堂、伊罗生》这两张历史照片,是时任《上海晨报》摄影记者的毛松友拍摄的。

上世纪90年代,我两次赴京采访毛松友先生,专门问起过《鲁迅、蔡元培、萧伯纳》这张照片的拍摄过程。毛松友对我说,1933年2月17日午后,蔡元培先生派汽车到《上海晨报》馆,接他到孙(中山)宅拍照。那天早晨,萧伯纳到达上海,近百名记者都在捕捉萧伯纳的身影,被宋庆龄安排在青年会等候,因为下午二时萧伯纳要到那里讲演,并会见记者。毛松友之所以有单独进入孙宅的特殊待遇,是由于他的恩师蔡元培先生为他提供了方便。

次日,《上海晨报》就刊出了《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和《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宋庆龄、史沫特莱、林语堂、伊罗生》这两枚照片。

鲁迅、蔡元培、萧伯纳“三人合影”

1983年10月号《摄影世界》刊载毛松友先生翻译的加拿大摄影家尤索夫·卡施《为乔治·萧伯纳摄影》一文。在“译者的话”中,他回忆起半个世纪前自己为萧翁照相的经历,写道:“1933年2月,萧伯纳到了上海。当时我是《上海晨报》的记者,前往采访。给他和鲁迅、蔡元培等照了合影后,提出想为他单独照张相。他同意了,并未限制我时间,随即给他照了一张半身像。我用的是反光新闻镜箱,相机虽然老式笨重,但从请求、同意到拍完,不过十分钟。当年萧翁已76岁了,身躯修长,站在一起高我一头。他微俯着,眯起眼,对我莞尔而笑说:‘你是一位高速摄影家。’我笑着说:‘先要感谢您允许我的请求。至于我们的工作,是以秒计算的,特点就是快。’他听了也笑起来。握别后,我常常想起他那一把大胡子,丰润的脸庞,慈祥的微笑,温雅而风趣的话语,带着老年人的爱抚……而今已过去半个世纪了,但萧翁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给我留下崇高、美好的印象。”

有一种说法,那天在宋庆龄家里,史沫特莱女士拍“萧、鲁、蔡”的合影、杨杏佛先生拍那张七人合影。我想亦是事实,很正常,因为史沫特莱也是记者、杨杏佛先生喜欢摄影。况且,旧时摄影比较随意,不像现在那样,所有在场的大人物都要进去,还要“排座次”的。然而,从办报和编辑图片新闻的角度来说,次日要见报的新闻照片,一般都是由本报记者提供的,因为快捷,方便。记者拍好照片,报社有暗房,马上可以洗印出来制锌版。那时没有数码相机,可以网上传递。因而,非本报记者拍的照片,等到照相馆洗印出来,再送到报社,要好几天呢,新闻就变成了“旧闻”。我从事新闻工作大半辈子,了解报纸采用新闻图片的规矩与程序。

2003年11月,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画册《毛松友摄影艺术作品集》中,收有黑白照片134大枚,跨度长达61年,其中两枚就是《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和《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宋庆龄、史沫特莱、林语堂、伊罗生》。前者之说明文字:“世界著名作家萧伯纳,1933年2月17日环球旅行到上海,在孙(中山)宅午宴后,与蔡元培(右)、鲁迅(左)合影,当天乘原轮离开上海。”后者之说明文字:“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宋庆龄等七人合影。”

上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原因,“七人合影”配发在一些纪念鲁迅或宋庆龄的文章中时,图片上只出现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宋庆龄、史沫特莱五人,林语堂和伊罗生被挖掉了,因为林语堂是“反动文人”,伊罗生亦被定性为“托派分子”。而且,不管“三人合影”或者“五人合影”,刊登时都未署作者姓名。

争议:七人还是五人?林语堂等人为何被涂掉?

毛松友先生(1911~2000),浙江江山人,是我国著名的摄影家和摄影理论家。他1932年从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经济系毕业后,即由蔡元培先生推荐入《上海晨报》当摄影记者。抗日战争期间,他放弃了在《上海晨报》待遇优厚的工作,参加“世界红万字会”小分队奔赴前线救护伤员、疏散难民、收容和教养战区难童,同时也拍摄了大量反映上述史料的新闻照片,揭露日寇侵华罪行,向全世界宣传中国人民英勇抗日和所遭受的巨大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文化部、新华社、太原图片社和轻工部任职期间,更是相机不离身。六十多年来,他拍摄了十万多幅反映社会、历史、战争、生活、风光等题材的照片,有很多已成为我国珍贵的历史文献。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摄影记者们》、《被日寇轰炸的中国公学遗址》、《上海北站》、《毛泽东在北京参观日本商品展览会》、《周总理在十三陵工地上》、《彭真市长接见市民》等。

毛松友的摄影理论著作《新闻摄影概论》刊发于1934年4月出版的《黑白摄影》。1952年出版的《新闻摄影》,再版六次,是新中国建立时成长起来的那一代摄影家的启蒙教材。他的摄影作品《三峡帆影》被印成邮票和明信片,《韶山》入选大型画册《中国》。

“七人合影”变为“五人合影”,林语堂和伊罗生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