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生中经历过几次被窃事件。据鲁迅日记记载，1927年6月23日，“晨睡中盗潜入，窃取一表而去。”1930年1月16日，“晨被窃去皮袍一件”。同年7月24日，“午在仁济药房买药中钱夹被窃，计失去五十余元”。1932年初上海淞沪抗战时，鲁迅因寓所临近战区而避居租界，返回后发现家中失窃，连同佣人损失的衣物价值近百元。不过让鲁迅感到庆幸的是其藏书丝毫无损，因为“书籍及破衣服，偷儿皆看不入眼也”。1932年冬，鲁迅北上赴京探母。11月25日，“下午游西单牌楼商场，被窃去二元余”。他在信中告诉许广平：“盖我久不惯于围巾手套等，万分臃肿，举动木然，故贼一望而知为乡下佬也。”
上世纪20年代在北京期间，有人传言鲁迅悲观厌世，其被褥下面藏有两把短刀。许广平为此忧心忡忡，写信给鲁迅说：“褥子下明晃晃的钢刀，用以克敌防身是妙的，倘用以……似乎……小鬼不乐闻了！”鲁迅当即回信解释：“短刀我的确有，但这不过为夜间防贼之用，而偶见者少见多怪，遂有‘流言’，皆不足信也。”
据鲁迅的同乡、同事钱稻孙回忆，当时北京的贼很多，夜间穿房越脊，飞檐走壁，所以街上到处都是狗，而且很凶，主要是为了防贼。鲁迅藏刀也是以防不测，但许广平仍放心不下，后来她借机搜到了那两把刀并实行“缴械”。鲁迅笑了笑，并不介意。有人觉得，以鲁迅的文弱，遇上盗贼恐怕未必有放手一搏的勇气，其实鲁迅还真就与贼狭路相逢过。1909年，鲁迅从日本回国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一次，鲁迅夜行经过一片荒凉的坟地，朦胧的月光下，忽见前方有一团白色的形同鬼魅的东西，他壮着胆，赶上前去飞起一脚，只听一声惨叫，原来那是一个猥琐的盗墓贼。
由于鲁迅平素穿着不修边幅，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穷困寒酸、落魄潦倒，因此遭到过理发师、银行职员、商店伙计以及警察的歧视和怀疑。他讲过这样一件事：在一个食品店，当“我”为八盒夹心面包付完账后，店员却揸开五指罩住了其余所有的夹心面包，这使“我”感到，无论怎样的表白，“也不能证明我决不是一个偷儿，也不能自己保证我在过去现在以至未来决没有偷窃的事。”这方面的遭际，鲁迅和他的老师藤野先生十分相似。据鲁迅记述，藤野曾因衣着敝旧，“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失窃总是不幸的，鲁迅在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一封信中，对其被窃一事深表同情。鲁迅也十分憎恶偷窃行径，却表示不能因为被偷过一次，就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儿。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世上竟有些小偷气焰嚣张恣意妄为，鲁迅提到过一个新闻事件：“一个窃贼招引学生，教授偷窃之法，家长知道，把自己的子弟禁在家里了，他还上门来逞凶。”鲁迅认为，这些素材在斯威夫特、果戈理这样的大师笔下准能演绎成出色的讽刺作品。
在鲁迅的小说中，小偷也是有血有肉的焦点人物。鲁迅从辛亥革命后的城镇乡村，勾画出了三个各具个性的小偷形象：在“造反”旗帜下参与抢案最终成为牺牲品的阿Q;好吃懒做、辩称“窃书不算偷”却被打折了腿的孔乙己;顺手牵羊偷了人家东西又栽赃于他人的杨二嫂……阿Q、孔乙己和杨二嫂虽是小偷，但也是被侮辱被损害者。他们辛苦麻木、饱受屈辱地生活着，终于穷困潦倒，或走投无路，以至沦为窃贼。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于是揭示出他们的悲惨遭遇，以期引发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