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所谓的“封建社会”之所以以“封建”为名，是因为在西欧历史上，以农奴为主要生产力经济形态长期伴随着封土建国的政治制度。然而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封建政体只是先秦三代的时代潮流。随着中央集权“大一统”思想的蒸蒸日上，汉以后的分封多半只是经济上的封赏，诸侯王对自己封地既无管辖权，又无保护能力，甚至“虚封”而无地。不过这里也有个例外，唐代的藩镇制度就是中国不那么封建的“封建社会”背景下，封土建国格局的又一次上演。
提到藩镇，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安史之乱。诚然，安禄山以一介少数民族将领的身份，能顷刻间几乎推翻繁盛到极点的李唐王朝，肯定不纯是他个人奋斗的结果，或者其与唐明皇和杨贵妃之间的恩怨纠葛，而更在于历史原因——藩镇制度是唐帝国巩固边防、向外拓张的有力措施，同时也是对中央集权的挑战。
我们说唐朝“设立”了藩镇制度，那么“藩镇”这玩艺在当时就是个新事物咯？非也，它的渊源甚至可以上溯到先秦时代。首先，“藩”字的本义是住宅周围的篱笆，其设置的目的在于保护主人的土地财产安全;“镇”的本义是压东西的重物，其存在的意义是保障所压之物的坚固稳定。从王国的层面上说，“藩”就是天子领地的边疆，“镇”就是军事力量的统治，这正是周王朝封土建国的实质。
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大周朝里真正的周国，即天子的领地“王畿”，只是陕西中部“邦畿千里”的一片土地，还不如今天的一个省。周朝之所以疆域广大，号称“普天之下”，是因为把各路诸侯的领地都算成了“王土”，因为他们占有这些土地的合法性来自于王室的册封。但这些大小王爷对封地几乎享有绝对的统治权：一则世袭罔替，并可以自行向下再分封;二则完全掌握了领地的军政大权，自行管理和使用赋税与徭役。可以说，封国算不算周朝的实际领土，完全取决于当地诸侯是否信守对天子的承诺——要么作为附庸拱卫王畿，要么藩而不镇叛周自立。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 。”管、蔡两位王子本来从周武王那里受领封地，作为“三监”之二防卫殷商后裔，保护王室的安全、保障王朝的统治。然而幼小的周成王继位后，这两位王叔趁着政局不稳联合殷人发动叛变，最后被另一位王叔周公旦镇压。为了巩固侄子的天下，周公吸取先前的教训，不再轻信其异姓贵族(周王朝自身也是以“藩镇”诸侯的身份推翻商朝的)，先后建置七十一块领地，分封给武王十五个兄弟和十六个功臣，让他们作为篱笆给周王室看家护院。
说回唐朝，藩镇制度的设置在形式上并非封土建国，但随着中央政府授予地方的权力逐渐膨胀，藩镇也接近周朝分封诸侯的实际情况了。玄宗治下，唐帝国积极地开疆拓土，相邻的几大民族势力又欲侵吞汉地，所以边疆的军事压力极大，需要当地将领掌握更高的自主权，以便随时应对可能爆发的战争和动乱，不必请示中央政府。对于皇帝而言，巩固边疆更多的是为了王朝腹地的安全，但也不能给内地制造太大的经济负担，所以干脆把军政大权都交给地方官员，让其尽量自给自足。所谓“节度使”，即“持双节(军、政两种授权)调度”之义。
最开始，节度使作为一任地方官员，权力再大也不过是皇帝的家奴，算不得分封诸侯。但是很快，随着安史之乱一爆发，皇帝就管不住这些封疆大吏了。为了平叛，唐廷设置了更多藩镇，他们在战后成为军阀，各自组建幕府割据一方，跟朝廷讨价还价，甚至出现节度使私自世袭的现象。藩镇名义上附庸天子，实质上作为外姓甚至少数民族领主的势力，其独立性可比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时期的诸侯封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