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凋落的家族，实际上是很可悲的。尽管物质生活上还有前朝的富丽繁缛，却总像蒙了灰的铜饰，窗外的阳光再怎么照进来，也反射不出一点有生机的光芒来。
从政治上退出主流地位，就意味着永久地走入灰色地带。
在民国初年，有成千上万这样的家庭，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出身无用了，失却了上进之阶，家族的二代后裔靠祖产虽还能锦衣玉食，但却是坐吃山空。
在角落里，他们或醉生梦死，或牢骚满腹，或惊恐不安。
很少有人能绝然奋起。
最可怜是大宅门内第三代的孩子们，从小就看得见外面明丽的天地，却冲不出、飞不走。
——血缘的线，身世的索，牵住了他们。
张爱玲的父亲，就是转型期典型的豪门二代。而张爱玲，则是那些面容苍白的老宅孩子们之一。
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1896—1953)，别号廷重。他素以号行世，在后文中，我们也就按习惯称他为张廷重。
从张廷重的生卒年份来看，他恰是跨越了中国近现代巨变的一个人。时代在上演轰轰烈烈的正剧，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个福音，而对旧官宦家族遗孑的张廷重来说，却不折不扣是一场个人悲剧。
他跟他父亲一样，也是7岁就丧父，但却没能像老爸一样“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而是一生都笼罩在失败的阴影中。旧式家族，男丁为主，要重振家声更是需要子弟们争气，生母李菊耦便把过重的期望押在了他的身上，这一来，反而害了他。
李菊耦在清末的十几年间，经历家国之变，心理上有一个强烈的反激。昔日娘家的尊崇，夫婿的未展之志，都化为她望子成龙的心切。
这位通晓诗书的母亲，教子甚严，背不出书就打。但常规的仕途，到此时已走不通了，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于1905年废除了科举，张廷重为做八股而学的一肚子学问，完全成了无用。
他的一生也就如失舵之舟，再也没能找到方向。
父亲张廷重种种不合时宜的举止，张爱玲在幼时便有很深的印象——那是一个神态沉郁的夫子，终日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起长腔一唱三叹，算是作结。然后，沉默踱步，走了没两丈远，又起头吟诵另一篇。听不出那是古文、八股范文，还是奏折，总之从不重复。连小爱玲听着也觉心酸，因为毫无用处。
这绕室徘徊的习惯，就是李鸿章传下来的健身绝招“走趟子”。这个词，充满了“无路可走、但也非走不可”的荒诞感。
尽管张廷重受清末维新之风的熏陶，学过英文，能读会写，甚至能用一个手指头在打字机上打英文函件，但是，他还是没法走出宅门去谋生就业。因为，做生意外行，蚀不起;当官、入政界更不行。
前朝老臣的后裔，怎能耻食周粟？——“投敌的名声是败坏不起的”！
他只能当遗少。
当然，他也有他的痛苦——李菊耦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反激心理，使这位寡母训子的方式十分怪异，甚至在亲戚间都有了孤僻的名声。她因怕儿子与家族子弟们泡在一起“学坏了”，便故意给小张廷重穿一些过时的衣服鞋帽，把他打扮得活像个女儿家。
据张家的老资格女仆何干讲，那些衣服都是“花红柳绿”的，鞋子也是满帮花纹的花鞋。
李菊耦就是要让张廷重羞于见人，远离那些趋时的“坏小子”。何干后来回忆说，那时张廷重出门去玩，走到二门，趁母亲不注意，就会偷偷摸摸脱了鞋，换上袖子里塞着的一双。“我们在走马楼的窗子里看见了，都笑，又不敢笑，怕老太太知道了问。”见张爱玲《对照记》。
老祖宗的气息一时是消散不了的，它仍以无形之形，控制着这个老宅子。在畸形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张廷重，自然也就跟这“走马楼”的气息一样，新旧杂陈。
一方面，他自认为是新文明的同道中人，并不抵制时新的观念。他爱看白话文的平民小报，乐于阅读翻译过来的西洋小说，喜欢购买进口的名牌轿车，甚至，还买过大部头的《胡适文存》。
五四以后，英国剧作家萧伯纳在中国走红，张廷重也买过一本萧的剧本《心碎的屋》，在空白页上写下题识：
天津，华北。
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
提摩太？C？张
这完全是西式的习惯写法，还取了一个很摩登的洋名儿。张爱玲后来在写回忆散文《私语》时，去翻阅父亲的旧书，才注意到这个细节。
一切文明在他身上，都体现出混乱。他订阅了《旅行杂志》，但从来不旅行，因为抽大烟不方便。他不穿西装，但是却穿西装背心，而且就直接穿在汗衫外面。他喜欢叔本华，但也买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译本来看。见《小团圆》。
张爱玲还记得，小时见到父亲屋里到处乱摊着各式小报，让她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张爱玲一贯爱看市井小报，就缘于父亲这个嗜好的影响。
但是另一方面，旧时代延续下来的惯性，仍是主导了张廷重的人生。这位遗少，虽被母亲严厉管教，但成人之后，旧派士大夫的嗜好一样也不少——吸大烟、纳妾、嫖妓、赌博。
转型时期的人物，有着两面不同的人生相，这毫不奇怪。
文化之脉并不会因政治的鼎革，就在一夜之间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