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前高升号运兵船的行踪，到大战中的兵力调遣，到战后马关谈判期间李鸿章与朝廷的电报，中方密电在日本高层眼中无秘密可言—
甲午战争之前，中方的高级电报密码被日方破译，这是导致清军在战前、战中、战后军政各方面陷入被动的重要因素。作为当时最先进、最昂贵的通讯技术，清朝方面对电报密码的保密当然也是很重视的。那么，日方情报部门是如何破译这个密码，获得最高端机密情报的呢？
电报密码失密，造成中方惨重损失
日方破解中方密电码后，作为国家最高机密，仅限定几个当事人知道，甚至绝大多数高级官员都并不知情。尤其让日本政府窃喜的是，中方在多次谈判期间没有更换密码，居然继续使用公使馆已经失密的电码本。这使日本战前即掌握了清廷出兵朝鲜的战略意图。
1894年7月，日本破解了中方电报密码1个月后，清军雇用“高升”号等英国轮船，秘密向朝鲜牙山运兵。由于行动电报被日军破译，日本舰队发起偷袭，造成清军损失惨重。黄海海战前，日军又从破译电报得知北洋海军将于9月15日运兵在大东沟登陆。于是，日本联合舰队在大东沟附近设伏，导致北洋水师惨败。李鸿章赴日谈判时，因日方破译了中方的电报密码，李与北京往返的密电内容及中方割地赔款的底线，全部为日方所了解，因而整个和谈的进程都在日方掌控之下……
对电报密码失密的途径，历来有各种说法，有说是李鸿章身边人泄密的，有说是日本的语言学家和电报专家联手成功破译的，但这些说法的背后又都透射出种种疑点。只有一点是各方普遍认同的：日方破译中方电报密码的确切时间，是1894年6月。
说法一：日间谍成功渗透搞到密码
历史上的日军，是极为善于使用间谍手段的，宗方小太郎、明石元二郎、土肥原贤二这些人都在世界间谍史上留名(当然不是啥好名)。
甲午战前数年，日本军部即向中国派遣大批特务，组成庞大的间谍网，搜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地理山川、风俗人情等各方面情报。其中有个叫神尾光臣的“中国通”，1882年，日本陆军部派他担任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不断通过贿赂清政府军机处官员获得机要情报。1894年，神尾光臣奉命驻天津，专门监视李鸿章的行动。他通过收买李鸿章身边的人，对李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如李鸿章调船运送士兵和饷银、派北洋舰队护航等，神尾光臣都一清二楚。
战争前夕，驻天津的日本领事每天“派奸细二三十，分赴各营各处侦探，并有改装剃发者”。一些要害部门如电报局、军械所，都混进了日本间谍，一些李鸿章的往来机密文电和密码都落入日本间谍之手—按此说法，电报密码的失密之责，当然要落在李鸿章及其身边人这里。
这种说法存在了很多年，直到甲午战争期间的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生前所著回忆录出版，才有了细节更丰富、看起来也更接近真相的第二种说法。
说法二：语言、电报专家联手破译
据宗泽亚的《清日战争》一书引日方史料披露，伊藤博文死去30年后，其遗著《机密日清战争》悄然在内部印刷发行。其中讲了这样一件事：1886年8月，北洋舰队访问日本长崎，期间发生了一件清军水兵与当地警察冲突的恶性治安事件。事件中，一个名叫吴大五郎的人，偶然拾到了一本中国人的小字典，小字典内的汉文字纵横两侧，标注了0、1、2、3、4、5、6、7、8、9的小数字，电信专家立刻判定：这是清人电报用汉字译电本，从译电本中数字的组合规律，他们很快掌握了中方制造密码的方法。
1894年6月，中日两国关系日益恶化，准确掌握中方的外交政略和军事动态，成为日方亟欲解决的课题。6月22日，外相陆奥宗光设圈套，故意给清廷驻日公使汪凤藻递交了一份用汉语书写的政府文书(这件诱饵文即历史上著名的“第一次绝交书”)。次日，日方电信课就顺利截获了汪凤藻向总理衙门报告该文书的电报。从电信密码技术角度来说，破译一封内容完全知晓的电报，能为解开密码构成规律提供帮助，时任电信课长的佐藤爱麿凭以往的破译经验，结合早年掌握的清人制造密电码的方法，仔细对照研究汪凤藻密电的内容构造，佐藤最终成功破译了清国公使馆的电信密码！
战争结束后，日本向为战争作出重大贡献的电信课长佐藤爱麿秘密授予三等勋章和养老年金的特别奖赏。佐藤后来成为知名外交家，连续七年担任日本驻美国大使。其养子佐藤尚武在以后的日本政坛也成为外交家，佐藤尚武后来担任日本外务大臣及二战中末任日本驻苏联大使。1945年，苏军挥师攻入中国东北，他是第一个得到该消息的日本人。
但伊藤博文这个说法的疑点是：是谁因为斗殴丢了作为辅助密码本的字典？这个情节也太像电视剧了！
再说谁会带着这么重要的东西在日本军港上岸？吴大五郎是何许人也？他又是如何“拾到”宝贝字典的呢？
甲午战争期间，中田敬义是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的秘书，他在1938年回忆说：“佐藤爱麿先生时为电信课长，破译了中国的电报。明治十九年(1886)发生一些中国水兵在长崎骚乱事件。其时有个人叫吴大五郎，截获过中国的电报。中国是没有拼音字母的国家，所以在字典中的常用字旁注上一、二、三、四等数码，作为(明电码)使用。这是一种很小的字典，亦即对方(指中国)之电本，日本外务省存有此书。明治二十七年(1894)6月22日，陆奥外相致函(清)驻日公使汪凤藻。此函最初由尼森用英文起草，经(外务)大臣官邸之伊东巳代治译成日文，再由我译成中文送达汪凤藻。次日，汪凤藻向总理衙门发出长篇电文。佐藤认为，这个电文肯定就是昨天(陆奥致汪凤藻)之公函。经过多方研究，终于发现了其中电码编排规律之秘密。此种密电码，中国方面此后从未变更。于是，彼方之电文我方便能完全解读……甚至在(马关)谈判之时，我方(对破译)也运用得非常方便。这件事言谈之中可能有所流传，文字记录则没有，这很难公开，是要加以隐瞒的事。”
吴大五郎其人：学者还是间谍
这回整明白了，吴大五郎不是“拾到”中国电报明码小字典的，日本外务省本就有这本书。吴大五郎是在骚乱期间利用截获的中方电报，参照中国字典等资料，开始了对电报密码的破译准备。
清朝方面对电报密码的保密其实是很重视的，并和各国一样有电讯管制措施。否则从1886年吴大五郎开始，到1894年佐藤爱麿最终破译，日本不至于用了8年时间，才最终完成破译工作。
下面就翻一翻吴大五郎这个人物的神秘身世。
吴大五郎姓吴，父亲叫吴硕三郎，是日籍华裔。
既然是中日混血，吴大五郎当然对汉、日两种语言文字都很熟悉，成了当时日本急需的“特种人才”，并被选送为明治维新之后外务省首批赴华留学生，在日本驻北京公使馆作为见习翻译学习北京官话—不对呀，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不是日夜想着脱亚入欧，向西方学习么，为何还要选派学生到中国学习？学的又是什么？
这些人表面是留学生，其实还兼刺探情报，有的干脆就是职业间谍，来华前，他们也受过相关训练。所以，除了留学生、学者之外，吴大五郎的第二重身份，正是间谍，战略层面的文化间谍。这种间谍不靠女色，也不会飞檐走壁，就是太爱“学习”，搜集、掌握你的综合国情，他们出关的时候，带走的都是公开合法出版物，行李夹层里也没有绝密纸条，这类间谍造成的破坏极大，而且防不胜防。
1888年，吴大五郎还与他的堂兄弟郑永邦合著了一本《日汉英语言合璧》，作为到中国经商的日本人学习北京官话的教科书(也可当字典用)，书中有大量涉华政治、经济、外交、商贸等内容。郑永邦的父亲郑永宁，是吴硕三郎的弟弟，后来到老郑家当养子，所以改姓为郑。
甲午战争后台湾沦陷，日本在台湾积极发展殖民产业搞经济掠夺，这个吴大五郎又出场了。1895年，吴大五郎潜入印度，调查经济情势及大吉岭(印度的茶都)茶业实况，在其《印度内地巡回复命书》总结：“已隶属于我国版图的台湾，同属茶产丰富且多瘴疠之地，我们的民政官员，有必要从事当地的文化建设，振兴当地的产业，建设另一个大吉岭。”你看，一副忘本的汉奸嘴脸。
就此，我们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佐藤爱麿最终破译密电码之前十几年，日本出于发动对华战争、窃取中国情报的考虑，已经开始有针对性的间谍活动，吴大五郎就是从事这类活动的间谍之一，并做了大量外围铺垫工作。所谓吴在长崎“捡到字典”的说法，是不确的。
说句后话。以钓鱼手段破解密码的手段，后来在二战中被美军原样用回到日本头上。当时，美军从日军一系列电报中，发现频繁出现“AF”代码，估计应该是指中途岛。美军便用浅显的英语拍了一份作为诱饵的电报，报告中途岛的淡水设备发生故障。果然不久美军截获的一份日军密码电报声称：AF可能缺少淡水。至于美军截杀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的行动，则应归功于新西兰海军从一艘被撞沉的日军潜艇上得到了日本海军最新版的密码本，日军此后更换的密码于是迅速被美军破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