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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康熙年间的权臣李光地卖友求荣疑案真相

此公乃康熙年间的重臣。其人物形象,因一部《康熙王朝》而路人皆知。不过,现今的电视历史剧,常以戏说为本,胡编乱造,不靠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李光地之评价,便是一例。比如,电视剧中的康熙皇帝便说:李光地用心狠毒。显然,这与《清史稿》的记载,相差甚远。或许,有人会说,《清史稿》是后人著述,它就靠谱吗?后人编撰之前朝史,往往文过饰非。这也常见。但是,《清史稿》的著述之人,基本是满清遗老,因而在人物评判方面,他们的立场与观点同前朝的统治者的价值观是基本一致的。这便是我笃信《清史稿》评价清代历史人物的原因之一。

李光地(1642-1718年),字晋卿,号厚庵,别号榕村,泉州安溪湖头人。康熙九年(1670年)中进士,进翰林,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其为官辅佐,政绩显著。康熙曾三次授予御匾,表彰其功。至于其“用心狠毒”之断语,实不知从何而来。诟病李光地,出自《康熙王朝》,其源头则是作家二月河的历史小说。读过《清史稿》之李光地传,有些事情,也就大体清楚了。李光地一生,辅弼帝业,政绩卓著,自不用说。比如,平耿精忠之乱,荐施琅收复台湾,荒年赈济饥民,减免赋税和废除酷刑,疏浚河道,有治河之功,等等。同时,他为政以德,且宽厚待人,有仁慈之心。尽管,这一特点,与其为官清勤谨慎之作风相佐,但两者一旦有悖,他必然是选择前者的。这一点,也是朝野皆知的。

诟病李光地者,常言其早年“出卖朋友”陈梦雷。这是一段历史疑案。陈梦雷和李光地,是同年进士、同官编修的朋友。康熙十二年(1673年),耿精忠呼应吴三桂举兵反清。陈梦雷不得已而被裹胁入耿幕。此时,李光地则以“父疾”逃避。据说,陈李二人,曾在福州密约:由陈梦雷从中“离散逆党,探听消息”;“藉光地在外,从山路通信军前”,共请清兵入剿;并由陈梦雷主拟请兵疏稿。按陈梦雷的说法,李光地“蜡丸上书”,删去了陈的名字,“尽易臣疏,削去臣名”,单独向康熙邀功去了。据说,李光地因此青云直上。至于陈梦雷,则功名埋没,并以“附逆”罪,入狱论斩。据说,陈梦雷曾要求李光地为己辨诬。然而,李光地“一语不及”。陈梦雷因此大恨李光地,责其“欺君负友”,还写了近五千言的《绝交书》。这封《绝交书》,传入京城,人们争相传阅。陈梦雷称李光地“缩颈屏息,噤不出一语”。

对此,李光地是断然否认的。按李的说法,有约是真,兵疏则无。对这段公案,《清史稿》的记载,似乎是明确的。“陈梦雷者,侯官人。与光地同岁举进士,同官编修。方家居,精忠乱作,光地使日蚃潜诣梦雷探消息,得虚实,约并具疏密陈破贼状,光地独上之,由是大受宠眷。及精忠败,梦雷以附逆逮京师,下狱论斩。光地乃疏陈两次密约状,梦雷得减死戍奉天”。“不出一语”,显然有误。陈梦雷案,李光地“疏陈两次密约”,说明他是向康熙求过情的,也说明过原因。按行文逻辑,因为其“疏陈”,陈才“减死戍奉天”,被流放到奉天去了。只是,人们往往同情弱者。李光地官运亨通,位极人臣;陈梦雷则仕途坎坷,最终悲剧收场。朋友一场,反差如此巨大,难免叫人唏嘘不已。其实,陈梦雷有才,却未必修得为官之道。这一点,从其晚年卷入皇位之争(陈梦雷复出后曾为康熙三子胤祉的老师)而遭雍正贬官,便可以略知一二。

《清史稿》评价李光地,为官正直,宽仁待人。显然,他不是一个碰到事情当缩头乌龟的人。《请史稿》记载:“桐城贡士方苞坐戴名世狱论死,上偶言及侍郎汪霦卒后,谁能作古文者,光地曰:‘惟戴名世案内方苞能。’苞得释,召入南书房。其扶植善类如此。”这件事,说的是康熙年间著名的文字狱《南山集》案,亦称“戴名世案”。

戴名世,清代著名文学家,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又号忧庵。安徽桐城人。家居桐城南山,人称“南山先生”,也称为“潜虚先生”。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戴名世弟子尤云鹗把戴氏古文百余篇刊刻行世,名为《南山集偶抄》,即《南山集》。此书一经问世,即风行江南各省。这本书,使戴名世流芳文坛,也使他遭致杀身之祸。因为,该文集中有一篇《与余生书》的文章,被人疑为与南明桂王有牵连,而被抓到莫须有的把柄,兴师问罪。著名的桐城派文人方苞,是为该集作序之人,因此被捕入狱。这段记载说明,李光地曾为方苞求情,不仅免于死罪,而且还被召入南书房。当时的政治环境异常险恶,“文字狱”如此盛行,李光地能够站出来,采用一种充满政治智慧的方式,利用一个适当的机会为方苞求情,也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此外,史载,李光地还曾为《南山集》案的主犯戴名世求情,“欲疏救于万死一生之地”,最终“卒不可得”。此外,李光地还为江南知府陈鹏求情伸冤,使其不仅免去死罪,还被召入武英殿。《清史稿》亦有记述。 为他人之事,尚且如此,何况朋友乎?

不过,《康熙王朝》有一件事是说对了。李光地身为重臣,常有建议意见,却少有奏疏。不落笔,少写东西,这也是少有的。《清史稿》说,“光地益敬慎,其有献纳,罕见於章奏”。前面提到的几件事,比如,《南山集》案和陈鹏案,为人求情,他是不上书的,而是采用了一种漫不经心的沟通交流方式。他经常在龙颜大悦之时进言,其效果是相当好的。《清史稿》还提及一事,“四十七年,皇太子允礽以疾废,命诸大臣保奏诸皇子孰可当储位者。尚书王鸿绪等举皇子允禩,上切责之。询光地何无一言,光地奏:‘前者皇上问臣以废太子病,臣奏言徐徐调治,天下之福,臣未尝告诸人也’。”康熙四十七年,康熙想复立太子胤礽,在畅春园议事,他说“众议谁属,朕即从之”,结果,许多人想错了。王鸿绪等大臣公推皇八子胤禩。对此,康熙自然不快,“切责之”也是可以想见的。此时,只有李光地是明白人,但他不吱声。没办法,康熙只得再次提醒,“前召尔入内,曾有陈奏,今日何无一言?”。原来,康熙曾问李光地,询问废皇太子病“如何医治,方可痊好”,李光地明白康熙心思,回答“徐徐调治,天下之福”。这样的话,在朝堂之上再翻出来,其“导向作用”是明显的。由此可见,李光地为官伴君的精到之处。

李光地死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享年七十七岁。可以说,他一直是康熙身边的重要辅臣。其间,即使是母丧,康熙都希望他留在身边,“解任,在京守制”。此后,李光地“以病乞休”,康熙也是“温旨慰留”;去世前一年,李光地“累疏乞罢”,康熙“以大学士王掞方在告,暂止之”。因此,李光地是死于任上的。至于《康熙王朝》说李光地因用心狠毒而被贬任台澎知县,都是没有谱的事情。台澎知县的提法,是二月何小说中魏东亭的所任职务。这个职务和人物,都是虚构的。其所谓原型是曹寅的说法,也只是后人的猜测而已,不必当真。李光地死后,康熙深为震悼,《清史稿》称,康熙评价说,“李光地谨慎清勤,始终一节,学问渊博。朕知之最真,知朕亦无过光地者!”康熙和李光地,君臣之间,相知之深,亦是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