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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波里比乌斯

第八节 波里比乌斯

这种新型的历史观念在波里比乌斯①的著作里充分成熟了。像一切真正的 历史学家一样,波里比乌斯有一个明确的主题;他有一个故事要讲,是一个 值得注意的和值得纪念的故事,即罗马征服世界的故事;但是他这个故事的 起点是在写作时间的一百五十多年之间,因此他的领域的范围就是五代人而 不是一代人了。他从事这件工作的能力与他一直是在罗马工作的这一事实有 关,罗马人有着一种与希腊人全然不同的历史意识。在罗马人看来,历史意 味着连续性:即从过去继承了以他们所接受的那种形式而小心翼翼保存下来 的各种制度,按照祖先的习惯来塑造生活。罗马人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本身与 他们的过去这二者之间的连续性,他们谨慎地保护过去的纪念物;他们不仅 在家里保存祖先的肖像,作为他们的祖先不断在注意指导着他们自己的生活 之所见的象征,而且他们保存他们集体历史的古老传统达到了希腊人所从不 了解的程度。这些传统无疑地受到了要把晚期共和国罗马的特征投射到她的 早期历史里去的那种不可避免的倾向的影响;但是波里比乌斯以其批判的和 哲学的头脑防上了歪曲历史的危险,他仅仅从自己的意见认为是可信的那些 权威出发而开始他的叙述;并且在使用这些材料时,他从不允许他的批判能 力去睡大觉。罗马人总是在希腊化的精神教导之下行事的,在他们看来,我 们有负于一种既是普世的、而又是民族的历史的观点,在这种历史中故事的 英雄乃是一个民族的连续的共同精神,而故事的情节则是在那个民族领导之 下的世界大一统。甚至在这里,我们也没有达到像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民族史 观,——可以这样说,民族史就是一个民族从它开始以来的完整的传记。在 波里比乌斯看来,罗马的历史是从罗马已经充分形成、成熟并准备进行她的 征服使命而开始的。一个民族的精神是怎样产生的,这个难题仍然没有被抓 住。对波里比乌斯来说,给定的、现成的民族精神乃是历史的〔基层〕,是 成其为一切变化的基础之不变的本质。正像希腊人甚至于不会考虑到提出我 们所称之为古希腊民族的起源问题的那种可能性一样,在波里比乌斯看来, 甚至也就没有什么罗马民族的起源问题:如果他知道关于罗马建立的传说的 话,正如他无疑会知道的那样,他就把它们悄悄地排除出他的视野,看作是 远处于他所设想的历史科学所能够开始的那个起点的背后。

随着对历史学领域的这种更广泛的概念,就出现了关于历史学本身的更 精确的概念。波里比乌斯使用〔历史学〕这个词,不是在它原来的十分一般 的意义上作为指任何一种的探讨,而是在历史学的现代意义上在使用它的; 这种东西就被设想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研究,需要有它自己的名称。他是一个 主张为这门科学本身而进行普遍研究的鼓吹者,他的著作的第一句话就指 出:这是一桩迄今为止还没有做过的事;他认为自己是第一个把历史学设想 为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思想形式的人。但是他却以一种表明他己经屈服于反 历史的或实质主义的倾向之下的方式表达了这种价值;我上面已经说过,这 种倾向支配了希腊人的头脑。按照这种倾向,历史学不能成为一门科学,因 为不可能有关于瞬息万变的事物的科学。它的价值不是一种理论的或科学的 价值,它只能有一种实用的价值,——即柏拉图归之于〔意见〕的那种价值, 它不是有关永恒的和可理解的事物、而是有关暂时的和可感知的事物的准- ① 波里比乌斯(约公元前 205—125 年),希腊历史学家。——译者 知识。波里比乌斯接受并强调了这种思想。在他看来,历史之所以值得研究, 并不是因为它在科学上是真确的或可证明的,而是因为它是政治生活的一所 学校和训练场所。

但是一个在公元前 5 世纪就已经接受了这种思想的人(以前还没有人接 受过,因为希罗多德仍然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而修昔底德,就我所知, 则根本就没有提出过历史学的价值问题)会推论说,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 有能力训练出个别的政治家,像是伯里克利①之类的人,来熟练而成功地处理 他们自己的社会事务。这种观点是公元前 4 世纪的伊索克拉底②所主张的,但 是到了波里比乌斯的时代已经办不到了。希腊时代的天真的自信心已经随着 城市国家的消失而消失了。波里比乌斯并不认为历史研究将能使人们避免他 们的前人的错误,并且能在世俗的成功方面超越他们的前人;研究历史所能 导致的成功,在他看来,乃是一种内心的成功,一种不是克服了环境而是克 服了自身的胜利。我们从它的英雄的悲剧中所学习的,不是要避免我们生活 中的这类悲剧,而是要在命运带来这类悲剧时能勇敢地承受它们。运气,即 τνχη的观念,在这种历史观中显得非常重要,并把一种决定论的新要素 注入其中。因为历史学家作画的那块画布变大了,所以分派给个人的力量就 变小了。在人类努力所做的事情的成败与他本人智力的大小成比例的这种意 义上说,人类发现自己不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了,而他的命运却是他的主人; 他的意志自由不是表现为驾驭他生命的外界事件,而是表现为驾驭他面临这 些事件时的那种内在的情绪。在这里,波里比乌斯把斯多噶派和伊壁鸠鲁派 所运用于伦理学上的那同一种希腊化的概念运用于历史学。上述两个学派一 致认为,道德生活的问题并不是要驾驭我们周围世界的各种事件,像是古典 时代希腊道德学家所教导的那样,而是当已经放弃了要驾驭外界事件的努力 时,如何保持精神的纯内心的正直和平衡。对希腊化思想来说,自我意识已 不再像它对希腊思想那样,是一种征服世界的力量了;它成了一个堡垒,为 从一个敌对的而又难以对付的世界撤退下来,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隐蔽所。 ① 伯里克利(公元前 495?—429),雅典政治家。——译者 ② 伊索克拉底(公元前 436—388),雅典雄辩家。——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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