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举世瞩目的司令官
1942年6月24日，作为欧洲战区总司令的艾森豪威尔抵达英国。偌大的机场冷冷清清，没有乐队，没有演说，没有仪式。
当时，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英国，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这个名字对于一般大众来说，都是相当陌生的。在华盛顿，当有人提起他的时候，总是称他为“米尔顿的兄弟”，或是“马歇尔的助手”。
不过，对艾森豪威尔来说，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不声不响地到达一个地方。6月25日，艾森豪威尔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宣布他是驻英国美军司令。
从此时起，他的生活发生了彻头彻尾的变化。艾森豪威尔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军队参谋人员，一跃成为世界性人物，这一切，非常具有戏剧性。艾森豪威尔特殊的职位，以及他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众多记者们的兴趣，也成为众人谈论的焦点。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有关艾森豪威尔的消息，电台记者也不放过艾森豪威尔的任何一个举动，对他进行了充分采访。
艾森豪威尔处理公共关系的能力可谓一绝。在当时的美国，没有哪一位名人，甚至包括罗斯福，受到这样长时间的报界追踪；没有哪一位知名人物这样广泛地受到人民的喜爱。
艾森豪威尔的魅力来自哪里呢？
从外表上看，艾森豪威尔不过是一名标准的军人。他注意衣着，不赶时髦，既不像巴顿那样穿着华丽，又不像格兰特那样不修边幅。他站如钟，行如风，厚实、宽阔的双肩总是绷得紧紧的。他的表情极为丰富，当他说到纳粹恶魔时，满脸怒色溢于言表；当他提起全世界反纳粹的巨大力量时，便神采飞扬，红光满面。而对摄影记者来说，艾森豪威尔是他们的最佳捕捉对象——无论是他心平气和、还是开怀大笑、甚至勃然大怒时的照片，都可以占据报纸两个栏目的空间。
另外，艾森豪威尔温和随便及不拘礼节的风度，像他的绰号“艾克”一样，非常能够感染接触他的人。他的幽默的言语及明朗的外貌，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人们。当他谈到面临的困难以及必须正视的问题时那种坦率而洒脱的表情，以及谦逊地露齿一笑，都能深深地感染与他接触的人。
公众听到关于艾森豪威尔的故事越多，也就愈发地喜欢他。其中流传最广的是一个关于他简朴的故事。
当艾森豪威尔到达伦敦时，英国政府在最好、最豪华的克拉里奇斯宾馆留出一套房间，提供给艾森豪威尔居住。这套房间最大的方便之处是离他的办公室仅有三个街区的距离，当时他的办公室安置在伦敦美国区心脏地带格罗夫纳广场20号。格罗夫纳广场是美国使馆所在地，广场周围的办公楼分别属于美国国务院、美国陆军及美国海军。艾森豪威尔驻进此处后，英国人戏称此广场为“艾森豪威尔广场”。
不过，人们很快就发现，艾森豪威尔并不喜欢他金碧辉煌的豪华宅第，也不喜欢穿着笔挺制服、面容僵硬的仆人。他的套间、休息室被装修成黑金色，而卧室则是粉红色，这些都使他坐卧不安。他对朋友抱怨说，休息室“真像殡仪馆”，而卧室则让他“活受罪”。
一个星期后，艾森豪威尔搬出豪华居所，搬到装备更为现代化、却较少装饰的多彻斯特宾馆。多彻斯特宾馆位于海德公园的对面，从这儿，用不着走多远就可以到达他的办公室。
大家对他的家庭生活也备感兴趣。人们先是谈论他的副官及仆人，接着又谈论他的妻子及儿子。后来，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则是一名英国女郎——凯·萨默斯比的。
凯·萨默斯比是一名个子高挑、身材匀称的黑发姑娘，有着明亮的眼睛和满不在乎的神情，英国人暂时把她派到艾森豪威尔这里当私人司机。当凯初次奉命驾车去车站接艾森豪威尔时，别的女司机已经把好差事都抢走了。负责分配运输任务的中尉军官抱歉地对她说：
“凯，我希望你不要介意，这位艾森豪威尔将军是剩下的最后一人了。”
分配任务的军官知道凯希望接一位地位显赫的将领，而不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将。但事已至此，凯只好做了个鬼脸，说：“好吧！”
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将军们终于抵达了。大使馆的汽车排列在穿军装的人群中，司机们等待着各自主顾的出现。
他们等待着。时过中午，凯饿极了，便偷偷地溜出去吃了一个汉堡包。当她心满意足地闲逛回来，看见大使馆的其他汽车都已开走时，不禁大吃一惊。路旁只剩下一辆孤零零的军用“帕卡德”汽车，两个美国军官站在旁边等候着。
凯知道自己犯了错误，跑过去抱歉地说：“请问……请问哪位是艾森豪威尔将军？我是他的司机，先生。”
“我们去克拉里奇斯旅馆，请开车吧！”艾森豪威尔微笑着说。
从此，凯与这位美国将军结下不解之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凯作为艾森豪威尔的私人秘书，始终与他工作、战斗在一起。
2. 生活在金鱼缸中
1942年7月，艾森豪威尔晋升为中将。在这一期间，艾森豪威尔通过他出色的外交才能，除了与英国公众建立起良好关系之外，还与英国领导人相处得非常融洽。艾森豪威尔不拘礼节的行为举止，很讨丘吉尔的喜欢。很快，他便成为英国首相丘吉尔乡间别墅的周末常客。
艾森豪威尔在他的日记写道：“黄昏时，我和首相在屋前的草坪上及附近的树林中散步，谈论一些感兴趣的与战争有关的事情。饭后，我们看了场电影，接着海阔天空地聊到凌晨两点。”艾森豪威尔那天晚上睡在克伦威尔曾睡过的床上。
不过，他与英国军方的合作却并非十分完美。艾森豪威尔当时正在领导制定1942年的杀伤性作战计划“大锤”行动，以及预定于1943年进行的“围捕”行动，但英国军人不支持“大锤”。相反，他们建议在1942年秋天进攻北非。
就此，马歇尔与英国军方争论了两天。马歇尔公开表示，进入北非将会分散许多力量，从而使“围捕”行动不得不推迟到1944年。而英国人则坚决反对“大锤”行动，并坚持进攻北非的计划。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艾森豪威尔没有参加会议，他坐立不安、焦躁地等待着会议结束。7月22日，事态陷入僵局，马歇尔拍电报请示罗斯福。罗斯福复电说，既然英国不愿意参加“大锤”行动，美国将不得不在进攻北非方面与英国人进行合作。
丘吉尔见到美国人作了让步，非常高兴，给这一次行动起代号为“火炬”。这将是自法国和印度战事以来，英美之间首次联合作战。
这一决定沉重地打击了艾森豪威尔。无论是“大锤”还是“围捕”，都是他的心血，如今“大锤”泡了汤，“围捕”亦有可能推迟。7月23日晨，艾森豪威尔对好友抱怨说：“唉，我真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他认为，1942年7月22日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
不过，对艾森豪威尔个人而言，“火炬”行动却为他提供了良机，因为他终于第一次得到战场指挥权——这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机会。
艾森豪威尔立即着手进行工作。时间紧迫，如果要在入冬前采取任何行动，必须立即开始制订详尽的计划；而详细的计划需要有确定的进攻目标。当时，丘吉尔飞往莫斯科，向斯大林解释为什么不能在法国开辟第二战线，同时大力“推销”“火炬”计划。他对斯大林说，“火炬”将是一个大规模的战役。雄心勃勃的丘吉尔每天从莫斯科来电说，他需要支持“火炬”的“超人努力”，他希望很快发动“火炬”战役。
当丘吉尔下定决心想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能够阻挡住他。他微微突出的下巴、浑圆厚实的肩膀，以及粗大的雪茄烟，都能证明他排山倒海般的决心。他胖胖的脸和戏剧化的表情，又往往使他成为暴跳如雷、脾气恶劣的化身。他喜欢高谈阔论，顽固而自信。当这位首相想出一个论点时，他会为之辩论到每一个人都精疲力竭并认可为止。
在丘吉尔的强大压力下，艾森豪威尔的生活就成了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争辩、旅行及视察。他虽常常受到人们的包围，但是他已尝到了高处不胜寒的滋味。他写信给玛咪诉苦说：
“在这种地方，司令官必须扮演各种角色——外交家、律师、赞助者、商人、说谎者、江湖骗子、演员、奴隶贩子、慈善家、演说家，以及士兵。我觉得我像马戏团中的女演员一样，不得不骑着三匹马，不知道哪一匹马向哪里跑。”
“我感到孤独，因为我生活在金鱼缸中。我无家可归，缺乏锻炼。每当我进入冷冷清清的旅馆房间，我总是感到奇怪：为什么玛咪不在这儿？我是多么希望你生活在这里！你想象不出，在华盛顿的艰难日子里，你曾使我的工作效率猛增。虽然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起码没有完全意识到——但现在我意识到了，我感激你。”
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千千万万的美国人一样，艾森豪威尔也不得不碰到与妻子无限期分离的通信问题。出于安全的需要，他不能打电话给玛咪，写信时只能说说“我爱你”，夫妻间的情感联系只能靠来来往往的书信维系了。
整个战争期间，艾森豪威尔一共写了319封信给玛咪，其中每一封信都是不折不扣的情书。艾森豪威尔说：
“我说不出我多么想念你。我把你的照片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就在我的眼前。”
“我希望你常常给我写信，你是我惟一钟爱的人。”
“你的爱和我们的孩子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礼物。”
“我在幻想着我们两人在迈阿密休假3天。一想起这件事，我就非常兴奋。”
“我在将来会退休还乡，养猪，养鸡，像一个佐治亚州的快乐农民，有一个上好的酿酒场……”
的确，艾森豪威尔对玛咪的爱是至真不渝的。他身居高位，离玛咪万里之遥，却仍无微不至地关心着她。他担心玛咪买太多的衣服“会没有钱付所得税”；他告诉她汽车要换油，并且一定隔天行驶；他提醒即将到来的日子——“明天，9月24日，约翰25岁。真是有点不可置信，是吗”？
在艾森豪威尔给玛咪的信中，他还热情地提到了凯·萨默斯比。玛咪对这位活泼美丽、年轻动人的女子突然成为丈夫生活中的一部分，反应是冷淡的。艾森豪威尔觉察出玛咪的不快，赶忙在下一封信中安慰她：
“这次他们给我派了一名老资格的英国人作我的司机，他是可靠的。”当然，他并没有再提起凯及她的新职务——他的私人秘书。
曾有一度，有传言说，凯要结婚了。这些流言蜚语可能对艾森豪威尔有些影响。他写道：“我曾经喜欢过一些人——并对一些人进行渲染——但是我没有和其他任何人谈恋爱。我只爱我的妻子。”
3. 欲燃“火炬”
选定了进攻目标，艾森豪威尔眼下的问题便是确定“火炬”行动的日期。丘吉尔希望尽可能早地发起进攻，而罗斯福则特意叮嘱说，“请在选举日之前行动”——11月3日，美国国会将举行中期选举。
艾森豪威尔权衡利弊之后，把发动“火炬”战役的时间定在11月上旬。这时已经是9月14日，艾森豪威尔对他的下属说：“磨磨蹭蹭过日子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在确定登陆时间之后不久，艾森豪威尔秘密会见美国派到阿尔及利亚工作的国务院官员——罗伯特·墨菲，听取他介绍法属北非的情况。
“法属北非”，包括法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
摩洛哥位于非洲西北端，东面和东南面与阿尔及利亚为邻，南面与西属撒哈拉接壤，西临大西洋，北隔直布罗陀海峡与西班牙遥遥相望，是地中海入大西洋的门户，面积约45万平方公里，1912年沦为法国的“保护国”。阿尔及利亚位于非洲的西北端，北临地中海，隔海与西班牙、法国相望，东部与突尼斯、利比亚接壤，南部与尼日尔、马里、毛里塔尼亚交界，西部与西属撒哈拉、摩洛哥相邻，1930年起沦为法国属地。突尼斯则位于非洲北端，北面和东面临地中海，隔突尼斯海峡与意大利相望，东南与利比亚接壤，西与阿尔及利亚相邻，1881年成为法国的“保护国”。
法国投降后，维希政府在“法属北非”约有军队20万人，飞机500架，4艘战列舰，12艘巡洋舰，40艘驱逐舰，20多艘潜艇和其他舰艇。因此，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与墨菲会面之后的那些日子里，艾森豪威尔携同参谋人员，每天工作14个小时，制订运输计划，收集海潮和天气情报，研究空中掩护以及许许多多的有关细节。这些，对于以前从未参加过，甚至从未研究过两栖作战的艾森豪威尔及参谋人员来说，都是新问题。
丘吉尔却抱着很高的期望。他希望，到11月底，盟军“将成为法属北非的主人”——艾森豪威尔部队进攻利比亚的黎波里，而英国在埃及的第8集团军将从东面进击隆美尔的非洲军团。丘吉尔扬言：“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将在年底控制整个北非海岸。”
艾森豪威尔感到肩上的担子十分沉重了。在发动进攻前夕，他将离开伦敦，第一次进入一个作战地区，这时他将依赖他的运气，而不是他的火力——他的总部将成为空袭的首要目标。炮弹会偶尔落到他的总部附近，有时甚至可能把总部彻底击毁。
按计划，艾森豪威尔应于11月2日动身去直布罗陀，在直布罗陀下令发动进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1月2日、3日连续两天天气恶劣，不能飞行。艾森豪威尔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他深切地体会到天气对战争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到了11月4日，艾森豪威尔再也坐不住了。他命令驾驶员保罗少校不顾恶劣天气，紧急起飞。经验丰富的保罗少校十分勉强地同意了。飞行员最为清楚，在这种天气里飞行这么远的距离，无疑是与死神的一场面对面的较量。
六架B-17“空中堡垒”，载着艾森豪威尔及他的大部分参谋人员，排除发动机的故障，克服恶劣的天气，在击退一架德国战斗机的袭击后，安全地抵达目的地。
艾森豪威尔的盟军总部设在山岩之下，所谓的办公室，都是些年代久远的洞穴，阴冷、潮湿、黑暗，空气流通很差，到处都弥漫着难闻的臭味。正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艾森豪威尔坐他的指挥桌前开始指挥直布罗陀。向实现“火炬”行动迈出了一大步。
不过，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他将是最“轻松”的人。他的舰队已经启航，正在把大批部队悄无声息地运往目的地。全部军舰都严格保持着无线电静默，这意味着艾森豪威尔暂时无法做什么决定来影响事态的发展。
在这一段百无聊赖的日子里，他与下属进行一次又一次的长谈，给玛咪写洋洋万言的信件，给马歇尔写信汇报情况，并每天一笔一画地记日记来消磨时间。
艾森豪威尔在去直布罗陀的时候，曾接到了上级的指示，要他在法属北非，与吉罗保持联系。吉罗是在法国的非沦陷区等候命令，以便英美联军在阿尔及尔登陆后与之会合。
墨菲拍来电报说：如果没有吉罗，就“不能保证这次战役的胜利”。
11月7日下午，离进攻不到14小时，吉罗来到直布罗陀，坚持会见艾森豪威尔。吉罗尽管年过60，但体格仍挺拔健壮，而且言行粗鲁，容易激动。他开门见山地对艾森豪威尔说：
“艾克，我建议让我来指挥‘火炬’行动。”
艾森豪威尔大吃一惊，他没想到吉罗会提出这种问题。他避开这个话题，耐心地说道：
“我希望，今天晚上，你能够通过广播向摩洛哥和阿尔及尔发表一项声明，敦促法国军队与进攻部队进行合作”。
“什么？！你简直是做梦！”吉罗断然拒绝，“当然，除非你把指挥权交给我，这个问题还可以考虑。而且，我希望把进攻目标从北非改为法国南部海岸。”
艾森豪威尔强压着怒火说：“指挥权我是不会交的。如果你发表了声明，等盟军向东进军突尼斯后，你可以立即管辖法国控制的后方地区。”
“不！”吉罗大声否决，“没有指挥权，我决不会参加这一行动！”
这一场唇枪舌剑的争论持续了8个小时。这真是一件十分荒谬的事。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即将登陆，而他却耗费了全部的精力和宝贵的时间，与吉罗这样一个在法军中没有地位的人进行毫无意义的争论。吉罗手下没有步兵、炮兵、飞机、海军，没有追随者，可他却厚颜地要求对美、英士兵有最高指挥权。
会谈终于破裂。吉罗最后站起身来，高声说道：“我在这件事中，将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旁观者！”
4. 登陆北非
3小时、2小时、1小时……
30分钟、20分钟、10分钟……
在倒计时的最后一刻，突击部队准备就绪，发起进攻。参加这次作战的英美军队共有13个师，665艘军舰和运输舰，其中包括3艘战列舰，7艘航空母舰，17艘巡洋舰，64艘其他作战舰艇，分别编为“西部”、
“中部”和“东部”3个特混舰队。首批登陆的兵力为7个师，其中有美国的4个步兵师和2个装甲师，英国的1个步兵师，共约11万人。此外，还有几个空降营将参加这次行动，其任务是占领敌防御纵深内的机场和要地。
午夜时分，美英联军的3个特混舰队分别在阿尔及尔、奥兰、卡萨布兰卡地区登陆。“东部”特混舰队，在英国海军少将布罗斯的指挥下，于8日凌晨1时开始在阿尔及尔及其东、西两面登陆。在西面，英军第11旅顺利地占领了滩头；在东面，载运美军的船只被意外的浪潮冲离海岸数公里，在黑暗中造成了一些混乱，虽耽误了时间，但很快就控制了局势。
“中部”特混舰队，在美军弗里登少将的指挥下，也于1时许在奥兰登陆。法军在这里的抵抗比在阿尔及尔更猛烈些。登陆部队虽在开始时较顺利地占领了阿尔泽湾了安达鲁斯，但在向奥兰实施向心突击的过程中被阻于半路，进展较缓。
“西部”特混舰队，由美军巴顿少将指挥，拂晓前抵达摩洛哥海岸。由于夜间行驶，而且航程较远，所以登陆时间比原计划晚了3个小时。美军分别在卡萨布兰卡附近的费达拉、利奥特港和萨菲登陆，一开始就牢固地占领了立足点。在有些地点，登陆部队根本未遇抵抗。
登陆全面展开不久，参谋军官兴高采烈地向艾森豪威尔报告消息：
“卡萨布兰卡的海浪平静下来了！巴顿将军正在登陆！”
从奥兰发来的电报则说：“登陆顺利，未遇特殊险情。”
清晨4时30分，精疲力竭的艾森豪威尔拿着几份刚到的电报，带着一丝笑容躺倒在他的行军床上。睡意向巨网一样向他直压了过来，他头一沾枕头便开始呼呼大睡。早晨7时，天光放亮。艾森豪威尔一骨碌爬了起来，召集大家聚到一起，问道：
“到现在为止，一切顺利。但吉罗未免太过猖狂，大家看应如何处置吉罗？”
一名参谋人员提议：“是不是应该给他点颜色看看？比如说，制造一次小小的飞行事故？”
“对！对！”大家哈哈大笑。
不过，接下来形势的严峻，使他们不得不收起笑容。法国部队的抵抗行为，使得美军的子弹消耗很大，而且失掉珍贵的时间。艾森豪威尔愤慨地说：“我急于向东推进……对这些法国笨蛋恼火之至。”
到了11月11日，艾森豪威尔已经笑不出来了。他沮丧地认为，“火炬”获得战略胜利的可能性已经消失。
“一切都决定于在突尼斯的法国人，”艾森豪威尔咬牙切齿地说，
“只要他们此刻头脑清醒过来，我们可以避免以后好几个星期的作战，以及许多无谓的牺牲——而我们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11月13日，艾森豪威尔迫于无奈，飞抵阿尔及尔，与法国海军上将达朗进行谈判。艾森豪威尔认为，他迫切需要一个可靠的后方，为了得到这样的后方，他准备与维希法国当局合作，而不管它的法西斯名声是多么臭名昭著。
达朗，这位圆脸、身材瘦小、好动的维希政府头目，非常高兴地与艾森豪威尔握手，并签订协议，保证一丝不苟地遵守协议，使法国殖民军和舰军“满腔怒火”地转向德军。
一石激起千层浪，达朗协议无论是在英国国内、自由法国内部，还是在美国舆论界，都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丘吉尔声称这一协议简直是晴天霹雳，罗斯福也表示不接受这个协议。报纸和电台的评论员则不无讽刺地说：“知道盟军登陆后所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吗？是与欧洲法西斯首要分子签订协议！”“这一名头脑简单的将军，在政治的汪洋大海里没了顶，居然与法西斯分子握手言和……”
强烈的反应使艾森豪威尔吃惊不已。他感到难过，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一直保持得很好的公共关系意识。他没有想到，一次军事上的权宜之计，竟然在人们心中激起如此轩然大波。
达朗协议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艾森豪威尔个人的不安和对他声誉的损害。这个协议造成了长期的影响。苏联领导人怀疑英美和法国维希分子背后有不可见人的交易；法国抵抗运动领袖戴高乐也对此强烈不满。他说：“如果盟军在‘解放’一个国家时，却与现在投敌的官员们签订协议，那么抵抗还有什么意义？”这一协议不仅伤害了法国抵抗运动成员的感情和士气，也对日后戴高乐与美国的长期合作产生了严重影响。
由于艾森豪威尔在阿尔及尔被“达朗协议”所困，他不能及时向突尼斯进军，而这时德军却继续在突尼斯集结。结果盟军强行攻占突尼斯城的打算遭到严重失败。
到了12月，艾森豪威尔手下有近15万人，但仅有3万人战斗在前线。他估计德军有3万人在突尼斯城内及附近，其中作战部队是2.5万人。由于盟军向突尼斯推进的速渡过慢，兵力过弱，双方交锋时，盟军吃了败仗。
此时的艾森豪威尔，尽管外表一直保持乐观，内心却充满了厌倦、自怜和悲观情绪。午餐时，他总是用“谁想当盟军总司令，就让他当”来结束讨论。
圣诞节前夕，当夜幕降临时，艾森豪威尔在安德森野战司令部食堂吃晚饭。一名通讯兵从电台那边冲进来，低声对艾森豪威尔说：“达朗刚刚被暗杀。”
艾森豪威尔咕哝了几句，坐上他的汽车，冒着霏霏的雪雨，向迷蒙的远方驶去。90分钟后，他到达阿尔及尔，让参谋人员汇报情况。达朗这个维希政府头目，虽然口口声声要真诚与盟国合作，却继续为非作歹，与纳粹来往密切。愤怒的法国人民坐不住了——年轻的戴高乐分子邦内·德·拉·沙佩勒刺杀了达朗。此后，吉罗掌管北非的军政事务。
达朗之死，给人们带来的是欣喜。克拉克将军评价说：“在我看来，达朗上将之死完全是上帝的旨意……把他从政治舞台上清除掉，就像刺破脓疮一样。”达朗之死，也为艾森豪威尔解除了一个政治上的包袱。
12月22日，马歇尔命令艾森豪威尔：
“授权你的部下去处理国际外交问题，集中你的全部精力于突尼斯的战斗。”艾森豪威尔隐隐觉得，机会又一次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