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岳飞必须死，并不意味着赵构与秦桧合谋冤杀岳飞是可以原谅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寒心的一桩罪行。
岳飞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今天杭州西湖边上的岳王庙里，那一幅“还我河山”，据说就是出自岳飞的手笔。而那首壮怀激烈的《满江红》词，人们也普遍愿意相信是岳飞所填。八百年后，在面临国破家亡的岁月里，许多中国青年就是吟唱着这首词，走上抗击日寇的战场的。
据说，有一本以岳飞的名义撰写的军事著作，名叫《武穆遗书》，是一本可以让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军事圣经。在中国的传奇文学中，为了得到这本书，江湖上的各种人物展开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争斗，掀起一阵阵血雨腥风。最后，终于由代表正义的一方得到了它，并通过学习它，将邪恶势力一网打尽。
与此相关，中国人以很高的频率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而，在长达4000年的漫长岁月里，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一套实现它的机制。于是，这个民族中那些最优秀的人物，便常常面临极端悲惨的命运。
后来居上埋怨敌
在南宋初年的“中兴四将”里，岳飞出身农家，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他比张俊小17岁，比刘光世和韩世忠小14岁。
由于在一系列军事行动中，岳飞艺高胆大敢打会拼，且治军严谨身先士卒，富有军事洞察力，从而数次创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辉煌战例。因此，他的声望后来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几位。
这一切，大约使上述几位的心头相当不舒服。
为此，岳飞曾经给他们写了数十封信，殷勤致意，联络感情，均没有得到响应。平定杨幺之后，岳飞特别将缴获的大型战船配备好全套人员和装备，赠送给韩世忠和张俊。韩世忠毕竟是一个坦荡磊落的人，他相当高兴，与岳飞尽释前嫌。而张俊则认为岳飞是在向自己炫耀，反而更加嫌恶起来。
假如用今天的语言形容，很有可能人们会说岳飞是个性情中人。若用民间的说法形容，大概会说他相当“一根筋儿”。
莽撞进言惹龙颜
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如今已经演变成为中国人政治智慧的一部分，就是从体制上限制军人武夫有可能造成的危害，使兵权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
大约就在公元1137年，有一天，岳飞与皇帝赵构谈话。君臣二人十分投机。可能是谈得兴起，岳飞突然相当莽撞地提出，希望皇帝早日解决皇位继承人的问题。此言一出，谈话的气氛立即急转直下。赵构呵斥道：“你虽然出于忠心，但是，手握重兵在外，这种事情不是你所应当干预的。”岳飞的脸色当时就变了，十分尴尬。岳飞触犯了皇家最大的忌讳：手握重兵的武将对皇位继承感兴趣。我们知道，皇权继承问题，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个绝对核心的敏感问题，人们历来特别容易把这个问题和那些手握重权、重兵的文臣武将们的政治野心联系起来。
谁知，后来，岳飞在一封密奏中，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希望皇帝尽快确定过继皇子的继承名分。这就表明他并不是谈得高兴一时口滑所致。
事实上，这件事情确实是岳飞的一块心病。公元1127年，中国遭遇了“靖康之耻”后，金国人扣住宋徽宗宋钦宗不放，有着相当重要的政治原因。赵构称帝以后，金人就曾经考虑将宋徽宗放回去，用以削弱赵构的影响。后来一直存在着一种可能，就是金人以武力扶植一个宋钦宗嫡系的傀儡皇帝，这位傀儡皇帝具有赵宋帝国先天的大宗正统地位，将使南宋政权相当难堪、被动，甚至对其存在的合法性都可能形成挑战。当时，部分地为了对抗这种可能，赵构从太祖赵匡胤一系挑选了两位皇室子孙，过继到自己名下，但还没有确定究竟由哪一位继承皇位。岳飞的提议，从抗金斗争的现实出发，显然是好意。但是，这种好意是否能被皇帝愉快地接受，却大成疑问。
陷入险恶旋涡
岳飞的做法，显然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这位天才的军事统帅，富有军事上的洞察力，在政治上却表现出了十足的幼稚。
事实上，当皇帝想要岳飞死时，岳飞到底是不是想要谋反之类的争论就已经变得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岳飞必须死。诚如宰相秦桧所说，这些罪名是否成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乃上意也”——这是皇帝的意思。
在秦桧们提供给皇帝的岳飞罪证里，有几条相当骇人听闻。
其一，他们告诉皇帝，淮西战败之后，岳飞曾经当众骂道：国家了不得了，皇帝又不修德。这句话，今天听不出什么了不得的意思，然而，放在当时，已经足可以让一个人家破人亡了。
其二，朱仙镇班师之后，岳飞和他的主要助手张宪，曾经当着不少人的面，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岳飞问张宪：天下事该怎么办？
张宪回答说：就看您想怎么办。
其三，据说，岳飞曾经说，自己与太祖赵匡胤都是三十岁就当上了节度使。
当时，这样三句话连起来，的确可以要了岳飞的命了。
公元1141年，即绍兴十一年十月，岳飞被正式逮捕入狱。岳飞拒绝自救。他说：“上苍有眼，就不会陷忠臣于不义。否则，能往哪里逃呢？”
宋太祖赵匡胤曾经立过一个誓约，禁止杀大臣和上书言事的人。因此，那时流放到岭南炎荒之地，已经算是最重的惩罚了。没想到，一件“莫须有”的罪名，竟然愣是被秦桧及其属下们问成了“大逆不道”之罪。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皇帝批准赐岳飞死，并将判徒刑两年的岳云，亲手改判为处死。
史书记载说，判决公布后，“天下冤之”，众多士民为之泪下。
据说，行刑当日，公元1141年，即宋高宗绍兴十一年，阴历大年除夕，杭州城凄风苦雨，整日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