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秦始皇，我们还能说些什么？这是使人颇感困惑的一个问题。最近我经过思考，有些话还想说一说。首先，是要摆脱汉人“过秦”评论的一些影响，对某些记载的思想倾向也应注意;其次是对秦始皇的分析要具体、再具体。现以秦始皇的最后十年为例，略加述说。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关于这一年的记载内容甚多，除了立皇帝尊号，制定各种礼仪制度外，还有分天下为36郡、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文字等，这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内容。为此，秦始皇所花的时间、精力，所需的智慧、魄力，研究者怎样去想象都可以。
第一，秦始皇多次而且主要是巡行东方郡县。这是因为东方是原六国之地，东方郡县是在统一战争中新设立的郡县，情况如何？秦始皇去巡视一番，正表现出他的眼光和魄力。他不辞劳苦地出巡，条件是比较艰苦的，汉人所谓修驰道是“天子之道”的说法，恐怕始皇出巡并未享受多少;相反，记载中常常反映出出巡时“逢大风”、遇“水波恶”、甚至“风雨暴至，休于树下”等，这和后世隋炀帝游江都不应相提并论，而且还要承受“为盗所惊”等风险。这里所说的“盗”即六国旧势力的反抗，在当时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也与他出巡的目的有关。
东巡中做了些什么？记得较多的是“刻石颂秦德”。汉人强调的是“歌功颂德”，但如果具体分析刻石的内容，应该视为一种政治宣传，其中包含着一些政治主张。在已有的研究中，研究者已从不同角度涉及到这样的问题，如经济史的研究中注意到“诸产得宜，皆有法式”，思想史的研究中注意到儒、道各家的思想。巡行的当中，秦始皇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封禅，祭祀名山大川之类，也有一些当与巩固统一有关，如上述前219年徙民于琅琊台下之类。这好像是“现场办公”一样，就地解决一些问题。另外，经过巡视了解，也有为日后作某些决定参考之意。前212年，秦始皇未出巡，但有立石“以为秦东门”之措施，应该就是他前几年视察之后为东部“边界”所作的结论。
第二，秦始皇北巡，目的是为了对付匈奴。毋庸置疑，匈奴是一个长期的边患，秦始皇两次巡视北边以及发兵“击胡”、修长城等等，取得了一段时间“胡人不敢南下牧马”的成绩，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这里顺便分析一下“亡秦者胡也”的问题，史书记载因此而派蒙恬发兵击胡。《史记》《集解》引郑玄之说，“胡”是“胡亥”。我看这个说法有问题，卢生等人奏录图书之事，即始皇二次巡北边之说，是前215年，距始皇去世还有6年，当时胡亥只有十四五岁，而且他是始皇的第十八子，还有始皇“怒”扶苏也是前212年的事。卢生前215年预言胡亥亡秦，恐怕是东汉郑玄的臆想。
第三，秦始皇为巩固统一的操劳，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平南越”。也许他没有来得及南巡，但前214年“以谪戍南岭”的记载却是确凿的，较早的记载还有《淮南子·人间训》、《淮南衡山列传》等几处更具体的材料。《通鉴》综合记述说：“以谪徙民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处。”“秦代初平南越”，这应该是一个大手笔。
平南越的问题，和以上论述的其他问题一样，其中自有功过是非值得评论。仅以“徙民”一事为例略作分析：当时的“徙民”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徙“黔首”，如前所引，那是有“复不事十岁”等措施的，其目的包括充实新县之类;另一种情况是“以谪徙民”或“徙谪实之”，包括“尝逋亡人、赘婿、贾人”，还有“谪狱吏不直及覆狱故失者”等等。戍五岭、筑长城是如此，作阿房宫、骊山也是“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除了对赘婿、贾人的歧视值得分析外，其他可说是各种罪犯和有过失的人，这或者反映刑罚太滥，使罪犯面扩大，但也不一定都是罪犯，后来的南越王赵佗(原为真定人)就是当时到南海去的，“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也许是个带兵官。但如果悉指罪犯“发配”、“充军”，这种前有先例后世也沿用的办法，其利弊当然也值得进一步分析。
总之，秦始皇在最后十年，做了那么多大事，应该说是颇有建树的。有人说他“建树中包着破坏”，“善行中蕴着恶德”，事实已如上述，可以作具体分析、评论。
当然，在最后十年的大事中，还有修宫殿和修骊山墓的内容，这虽然是历代帝王都有的行为，但由70多万刑徒分作，规模确实不小，与北逐匈奴、南戍五岭、筑长城、修驰道、通直道等加起来，兵徭役之重确实是一个大的社会问题。不过，具体分析也有可注意之处：首先是修宫作墓者明确指为刑徒;其次，虽然已出的“秦俑坑”规模确实不小，但宫和墓是否如后人所描述的那样宏大，恐怕也是可以考虑的，考古学者对阿房宫的实地调查，应该说不会像夸张描述的那样;再次，阿房宫之类的工程是否都最后完成了，也是成为问题的;最后，始皇在使用劳力方面也不是毫无顾忌的。例如，“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始皇以故辍止。”(《史记·滑稽列传》)作这些具体分析，或者可以对秦始皇最后十年的总评价有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