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开耀元年(681年)，多年来疾病缠身的高宗李治病情加剧，精神状态异常糟糕，吃了御医开的各种药也未能见效。最后，高宗不得不走上太宗的老路，开始服用方士炼制的丹药，幻想依靠那些散发着异味的黑色药丸祛病强身、益寿延年。然而，病情非但不见好转，反而越发严重。
眼看高宗的身体每况愈下，满朝文武忧心忡忡，只有一个人暗自窃喜，并着手准备篡夺天下大权。这个人，就是皇后武则天。
一
就在高宗日渐病重的时刻，武则天忽然提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建议—请求高宗带领文武百官东幸洛阳。理由是：到洛阳附近的嵩山举行封禅大典，祈求上苍保佑大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当然最重要的，是保佑皇上龙体康健、长命百岁。
理由貌似冠冕堂皇，但高宗日渐恶化的病情实在不允许他长途颠簸，所以他并没有答应。武则天大为失望，如此一来，她策划已久的夺权行动就难以展开，甚至有流产之虞。
事实上，自从两年前处心积虑地废掉前太子李贤之后，武则天就开始酝酿篡夺天下大权的计划了。
在武则天的计划中，把朝廷从长安迁到洛阳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原因很简单，长安是李唐旧势力盘根错节的老巢，在这里武则天难免会受到掣肘。而东都洛阳则不同，那是她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只有在那里，她才能自如地掌控一切！可如今连这第一步都迈不出去，后续行动就更无法实施了，武则天愁肠百结。
关键时刻，老天爷帮了她的大忙。永淳元年(682年)四月，也就是武后提出封禅建议半年多后，关中突然遭遇了严重的饥荒，吃饭问题尴尬地摆在高宗朝廷的面前。
由于洛阳拥有便利的漕运，储存了大量从江淮运来的粮食，所以从隋朝开始，每当关中出现灾荒，朝廷都会前往洛阳就食，这已经成为惯例。既然如此，高宗即使病得再厉害，也不得不宣布东幸洛阳了。当月，高宗、武则天连同文武百官就浩浩荡荡地从长安出发了。天子銮驾刚抵达洛阳，武则天便迫不及待地展开了第二步行动—重组宰相班子。
宰相团成员刘仁轨等反武派都被留在长安辅佐监国太子李哲，跟随高宗来到洛阳的，只有一个年迈体弱的崔知温，这为武则天重组宰相班子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到达洛阳的第三天，武则天就以闪电般的速度提拔了四个亲信为宰相。
永淳二年三月初，宰相李义琰因改葬父母之事有违礼制，武则天趁机对高宗大吹枕头风，使得李义琰不得不以足疾为由主动辞职;三月末，崔知温又因病亡故。至此，整个宰相班子中除了一个年逾八旬的刘仁轨，其他人都已是清一色的后党。
一切都在按照武则天的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与此同时，高宗的病情也在无可挽回地恶化着。
二
当年七月，原定将于十月举行的嵩山封禅，因天子的健康问题而不得不推迟到次年正月。
八月，高宗紧急下诏，命留守京师长安的太子李哲赶赴东都洛阳。表面上说是为下一年的封禅大典做准备，实际上是因为高宗的病情已经不容乐观，所以他必须让太子守候在身边，以便随时接班。
趁太子离开京师的机会，武则天又以高宗的名义下令，由李哲的儿子、年仅两岁的皇太孙李重照留守京师;刘仁轨为副留守，辅佐皇太孙。让一个八十多岁的宰相辅佐一个两岁的婴儿，如此绝妙的组合恐怕也只有武则天想得出来。假如在此期间京师出了什么乱子，真不知道这两位该如何应付。武则天之所以这么做，无非就是想把刘仁轨钉死在长安，以便她能够在洛阳大展拳脚。
十月，高宗和武后从东都起程，前往嵩山脚下的奉天宫，看上去似乎是为了筹备三个月后的封禅大典，可一到奉天宫，高宗就因病势沉重而取消了嵩山封禅的计划。
十一月初，高宗的病情再度恶化，眩晕越来越严重，到最后甚至出现了失明的症状。御医仔细观察了高宗的症状后，马上作出诊断：“风毒上攻，若刺头出少血，则愈矣。”御医话音刚落，珠帘后就立刻传出一声怒叱：“此可斩！天子头上岂是试出血处耶？”
毫无疑问，珠帘后的人就是武则天。御医当即吓得面如土色，不住地叩头谢罪。这时，高宗发话了：“医之议病，理不加罪。且我头重闷，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武则天闻言，只好悻悻地闭上了嘴。御医战战兢兢地针刺高宗头部，片刻后，高宗果然发出一声惊喜的呼喊。
武则天在帘后立刻做出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为了表示对这位神医的感谢，她还亲自背了100匹彩帛赏赐给御医。
武则天这个举动实在是够夸张的，就算她确实对御医充满感激之情，也没必要亲自动手。可见武后此举摆明了就是要拍高宗的马屁，而且还拍得相当肉麻。
根据常识，一个人越是对另一个人猛拍马屁，越是表明这个人心里有企图。那么，武则天的企图是什么呢？
三
据《大唐新语》记载，高宗的病情之所以极度恶化，就是因为武则天希望早日实现她的个人意志，所以暗中阻止良医为高宗诊治。《资治通鉴》中也有类似表述：“(武则天)不欲上(高宗)疾愈。”那么，这样的记载是否属实呢？
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武则天之所以撺掇高宗东幸洛阳、封禅嵩山，一方面是为了方便她在东都掌控朝政，另一方面则是想利用旅途劳顿加剧高宗的病情。从长安一路颠簸到洛阳后，高宗的身体已经亮起了红灯。在此情况下，封禅嵩山事实上已经不太可能，也毫无意义了，可武则天还是不顾一切地怂恿高宗离开洛阳移驾奉天宫。假如武则天真的是为高宗身体着想，那她绝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让高宗承受鞍马劳顿之苦。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个理由—年龄不饶人。永淳二年，武则天已经59岁了。对她来讲，高宗虽然说早已病得一塌糊涂，可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病而不垮。如果不让他赶快垮掉，那么自己这辈子就只能充当幕后推手，永远没机会站到台前了。尤其是当李弘和李贤这两个难以调教的儿子被她一一摆平，与她唱对台戏的宰相班子也被她陆续换成自己的亲信之后，武则天对最高权力的渴望空前迫切。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为了早日从幕后走到台前，武则天就完全有可能暗中阻止良医对高宗的诊治。
当然，即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武则天就是谋杀高宗的幕后黑手。严格来说，高宗早已在病魔的驱赶下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深渊了，武则天所做的，只不过是在最后时刻的一个助推动作而已。但仅仅是这个助推动作，也足以证明武则天内心的权力欲望早已扼杀了她对李治的感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武则天视为间接杀害高宗的凶手，并不冤枉。
尽管那个御医的医术确实高超，可短暂的复明对此刻的高宗来讲只能是一次回光返照。永淳二年十二月初四，高宗崩于东都洛阳。临终前，他留下遗命，由宰相裴炎辅佐朝政，同时留下了一份遗诏：“皇太子可于柩前即皇帝位，其服纪轻重，宜依汉制……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
四
高宗留下的这份遗诏颇耐人寻味，特别是最后一句—嗣皇帝对军国大事有不能裁决的，应该听取天后的意见。这句话的政治意义非同小可，因为它赋予了武则天继续参与朝廷决策的权力。那么，高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换言之，如此重大的政治安排，究竟是出于高宗本人的意愿，还是武则天在其中做了手脚？
尽管后世许多妖魔化武则天的人怀疑是她对遗诏动了手脚，但此举应该是出自高宗本人的意愿的。
第一，高宗对现任太子李哲一直很失望，不放心把朝政大权全盘交给他。有一件事情足以证明这一点：开耀二年(682年)正月，李哲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李重照。高宗喜出望外，三月就下诏册立李重照为皇太孙，几天后又提出要为他开府置官。此举实在是匪夷所思，因为自古以来从没见过皇太子健在就立皇太孙的，更没听说过给襁褓中的皇太孙开府置官的。所以当时马上就有朝臣提出了异议，但高宗不以为然。
天子如此坚持，朝臣当然不敢说不行。虽然后来高宗自己也觉得为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开府置官确实有些离谱，因此并未实施，但是这样的决议本身就已经向世人表明，高宗对李哲实在是失望透顶。
第二，高宗不仅不信任太子，对宰相也同样不信任。因为在目前的宰相班子中，除了一个年迈体衰、有心无力的刘仁轨之外，其他宰相几乎都是武后新近提拔的，他们资历浅、威望轻、经验不足，把军国大事的参决权交给他们，高宗同样放心不下。
第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高宗真正信任的人其实还是武则天。自显庆五年(660年)参与朝政以来，武则天已经用二十多年的时间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政治经验，而她的执政能力也是朝野上下有目共睹的，所以高宗才会在去世当天发布的改元诏书中，公开赞扬武则天的政治才干：“比来天后事条，深有益于政，言近而意远，事少而功多。务令崇用，式遵无怠！”
从这道诏书中，不难看出高宗对武则天还存有相当程度上的倚重和信任。所以，为了保证帝国在权力交接过程中不出现动荡，高宗当然会把一部分最高决策权交给武则天，让她在过渡时期继续掌控大局。在高宗看来，无论武则天有多大的权力野心，她毕竟是李家的媳妇;不管她如何擅权揽政，到头来总要把权力归还李哲。进而言之，不论武则天做什么，她的所作所为客观上都是在确保李唐社稷的长治久安，因此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
也许有人会问，高宗凭什么就不担心武则天篡夺李唐政权呢？
这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只有知道武则天篡唐历史的后世读者，才会有这种事后诸葛亮的思维，而对当时的高宗而言，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历史上从来只有男人坐天下，哪里听说过女人主乾坤？高宗又怎么可能想到武则天的终极目标居然是篡位称帝？所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高宗不可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高宗把一部分最高决策权交给武则天，确实是出于本人的意愿，并非武则天做了手脚。
当然，高宗这么做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目的—对武则天的权力进行制衡。具体而言，就是为身后的李唐朝廷打造一个“政治三角格局”：一角是新君李哲，一角是担负顾命之责的宰相裴炎，再一角就是掌握部分决策权的武则天。在高宗看来，只有这三个角相互制衡，才能保障帝国的政治稳定。正因如此，他对武则天的授权也是有条件的。所谓“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事实上也对武则天进行了限制：日常行政权仍然在李哲和宰相手中，只有当李哲和宰相都难以定夺时，武则天才有裁决权。
换而言之，这是一份授权与制约并存的遗诏。可见，唐高宗在临终之时，仍然是十分清醒的。至于后来武则天悍然废黜李哲，并一步步夺取大权，最终篡位称帝，那就不是高宗所能预料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