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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史学家司马光是如何评论三家分晋的?

《资治通鉴》的开篇就是三家分晋,为什么司马光会以这一事件作为《资治通鉴》的开篇呢?因为三家分晋这一事件得到了周天子的认可,司马光认为这一事件是真正礼崩乐坏的开端,是对君臣之礼的彻底破坏,所以他把这一有着分水岭意义的事件,作为了整部巨著的开篇。后世的史家们,也把这一事件作为了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的分水岭。

“《周纪一》,起著雍摄提格,尽玄默困敦,凡三十五年。”(大意:周纪第一篇就从这里开始,记载了从周威烈王至周烈王三十五年间的大事件)

“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这段文字的大意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周天子任命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针对这件事,司马光发表看法说:我听说天子的职事没有什么比礼更重大的,礼没有什么比区别职分更重大的,而职分没有什么比名位更重大的。什么叫礼?纪纲就是礼。什么叫职分?君臣上下就是职分。什么叫名位?公、侯、卿、大夫就是名位。就在这段文字下有面,司马光展开了长篇大论。

他明确提出,天子的职责就是守好礼,管好礼,以礼来治理国家。做到上下有别,尊卑有序,不能逾越。正如孔子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司马光还用大段文字阐述了周文王编《周易》时,把《乾》《坤》两卦放在首位,就是为了遵从尊卑上下的礼义关系。孔子为《周易》作注释说的乾坤己定的思想,都是在论述守礼的重要性,而礼又没有什么比名位更重大的了。

对于周天子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司马光痛心疾首。他说:痛心啊!因为周幽王、周厉王失德,而使周朝的政道一天天衰败,朝纲政纪散失毁坏,居下位的侵凌居上位的,居于上位的人权力衰落,诸侯专擅征伐大权,大夫专擅诸侯的国政,礼制大体十之七八己经丧失。然而,周文王、周武王的宗庙祭祀仍能绵绵相延而不断,就是因为周代的子孙们还能恪守其名分的原故。为什么这样说呢?昔日晋文公有大功于周王室(以盟主的身份带头拥戴尊崇周王室)时,向周襄王请求死后能像王者一样用隧葬的礼仪,但周襄王没有允许,说:“这是天子不同于诸侯的礼仪啊!没有更代周室的德运而有两个天子,这也是叔父你所反对厌恶的啊。不然的话,叔父你自己有属地而尽可以隧葬,又何必来请示我呢!”晋文公由是畏惧而不敢违抗。由此可知,从周王室的属地来看,不比曹国、滕国大;以周王室管辖的民众来说,不如邾国、莒国多;然而,经历了数百年,周王室仍为天下宗主,虽晋、楚、齐、秦都很强大,却不敢侵凌于它,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名分还存在的原故啊!至于季氏在鲁国,田常在齐国,白公在楚国,智伯在晋国,他们的势力足以驱逐国君而自立,然而始终不敢冒然行事者,哪里是什么他们的势力不足或者是什么于心不忍呢?只不过是他们害怕被安上冒犯名分的奸名,而使天下共诛之的原故啊。如今,晋国大夫侵暴蔑视他们的国君,瓜分了晋国,天子既然不能讨伐他们也就罢了,却还宠护加爵秩给他们,使其列位于诸侯,这就使得人人都知道,现今连区区名分都无法守住了,从而把名分抛弃掉,至此,先王的礼制己经丧失殆尽了。

或者有人认为,当时周王室衰微积弱,韩、赵、魏这三晋却很强盛,周天子虽然并不想允诺他们为诸侯,但他又怎么能办得到呢?这种看法非常不对。韩、赵、魏虽然强盛,如果他们不顾天下人的诛伐而侵犯礼义,那么,他们就不会向天子请求册封,而会自立为诸侯了。而不向天子请准就自立为诸侯者,则将成为悖逆之臣。天下假如有像齐恒公、晋文公那样的国君,就必然会尊奉礼义而讨伐他们。可如今是他们向天子请示,天子应允了他们,是受天子的册封而成为诸侯的,还有谁能够去讨伐他们呢?所以,韩、赵、魏这三晋能够列为诸侯,不是韩、赵、魏破坏礼制,而是天子自己破坏了礼制。

呜呼!君臣上下的礼制既然己经败坏了,由是,天下人便以智谋和实力相争为英雄强主。这样下去,就使得圣贤的后代原来列为诸侯的,他们的国家没有不被消灭的,他们的人民也没有不被离散除灭而消失殆尽的。这难道不使人感到悲哀吗?

一声叹息,说明了司马光对周天子的失望,并认为周王室的衰微都是礼崩乐坏造成的。司马光的这一观点也一直贯穿到他对以后不少历史事件的评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