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算尽的荣禄和那时的大清朝一样，一病不起，最终先后告别了历史舞台。
1903年的一个初春午后，大清国的掌门人慈禧罕见地离开颐和园，起驾来到交道口菊儿胡同一所中西合璧的老宅院。老佛爷之所以屈尊至此，原因很简单：她的宠臣荣禄病了，而且病得极重。
走近荣禄的病榻，慈禧不忘打趣道：“尔常言尔是康党，尔曾得尔友之若何新闻？彼实奸臣，负尔好意，竞致反噬！”这话若是对着旁的大臣说，估计就要吓得尿裤子了。然而荣禄淡然一笑，道：“彼等即逃亡海外，何事不可为？些微清议，吾亦知其骂我。近支王公无意识之举动一至如此，得毋为康党庆幸乎？”如此自我解嘲的方式，既撇清了罪名，又起到讽谏之效果。眼瞅着荣禄还能兴致盎然地开玩笑，慈禧心中的担忧算是暂时放下。
谁知这成了两人最后一面。3天后，4月11日，荣禄撒手人寰。至此，继鳌拜、和珅、肃顺、奕诉之后，清代的最后一位满族大佬也与世长辞了。
早年沉浮
能成为满族大佬，这与荣禄早年的不堪经历密切相关。
荣禄出身于军人世家。荣禄祖上世代从军，为大清朝屡立功勋。远了不说，他祖父在镇压回疆时捐躯，老爹也不甘其后，在剿灭太平天国的战斗中阵亡。一门两代“忠烈”，朝廷特意赐修“双忠祠”，以示表彰。
如此“根正苗红”的出身，自然保证荣禄一进官场便春风得意，直接恩荫为工部主事。更牛的是，人家荣禄还有非常硬的关系。他有两个妹妹，一个嫁给晚清唯一的旗人状元崇绮，另一个嫁给宗室昆冈。崇绮的老爸是道光朝的大学士穆彰阿，昆冈后来成为大学士。一个妹夫是大学士之子，一个妹夫是未来的大学士，荣禄堪称左右逢源，“官系”无边。
当然荣禄也不是吃白饭的。上班不久，宫中发生大火，刚好荣禄当天值班，他率领众侍卫奋力灭火。恰在此时，咸丰皇帝在远处督察救火情况，他遥望一人身着绛色官袍，不顾个人安危，在火海中不断进出抢险。于是他询问身边御前大臣，这个年轻人是谁。下属告知此人叫荣禄。不久，咸丰便召见荣禄，了解到其家三世皆为国效劳，两代捐躯，禁不住心生钦佩，将户部银库郎中的肥差赐给了这位“救火队员”。
咸丰末年，肃顺一人专权，横行无忌，朝中大臣莫不惧他三分。肃顺有一癖好，喜欢收集西洋金花鼻烟壶。当时有位陈姓尚书，同荣禄家是故交，知道荣家有几个精品鼻烟壶，于是上门求索。荣母念及多年交情，尽数送给陈尚书。这陈尚书得到后立马转赠肃顺，并告知此物来自荣家。
孰料这肃顺欲壑难填，居然派人上荣家继续索要。迫于无奈，荣禄只得据实告知，家里已无此物。索要不成，肃顺十分不爽，认定荣禄是厚于陈而薄于己，时常公报私仇，给荣穿小鞋。有一次，肃听闻荣禄家有良驹一匹，乃新疆特产，中原罕见，于是命人来要。荣禄早就受够了肃顺的贪婪，一口回绝了对方要求。这让肃顺恼羞成怒，很快便在一次公务会议上假借事由，当面训斥荣禄，并扬言要对其重重惩治。当时荣禄还是个正义感很强的青年，既然你肃顺容不下我，那索性不伺候你了。荣禄立即交上辞呈，闲居避祸。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没几年，咸丰驾崩，肃顺气焰愈加嚣张。慈禧、奕等人为了保住大清社稷，夺回重权，决定发动政变，处置肃顺等顾命大臣。考虑到荣禄与肃顺之间的恩怨，慈禧将其秘密收入麾下，作为奇兵。荣禄果然不负众望，与醇亲王奕譞联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擒获肃顺等人，并亲手将其送到菜市口问斩。
细数清代二百多年的历史，像荣禄这样出身好、“官系”硬的八旗子弟，实在是多如牛毛，不胜枚举。然而同时又像他这样忠心耿耿、办事干练的，则凤毛麟角，少得可怜。所以，慈禧将其列为重点培养对象。数年间，荣禄节节攀升，将工部尚书、步军统领和总管内务府大臣三大要职一并收入囊中。此时，他尚不到40岁。
按照清制，内务府一差，同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在权力分配上呈三足鼎立之势。上朝时，御前位列最前，但尊而不要;军机位置次之，但权而要;内务最后，却亲而要。可见内务府大臣是个能够时常与太后接触的好差事。况且荣禄握有全国的工程审批与营造大权和一支精锐的京城卫戍部队，可谓集宫廷、朝堂及市井大权于一身，不知惹来多少同僚的羡慕嫉妒恨。
不出3年，荣禄便尝到了木秀于林风必摧的苦涩。光绪四年( 1878)，贵州巡抚出缺，奕诉征求慈禧意见，应派谁去补缺。当时慈禧正为军机大臣们争权夺利的情形所困扰，于是决定杀鸡儆猴，脱口而出：“着沈桂芬去！”
此旨一出，内外一片哗然。群臣纷纷议论，认为巡抚乃二品官，沈桂芬现任兵部尚书，又是军机大臣，官居一品，宣力有年，不宜左迁边地。祖宗之法，朝廷旧制，不应随意更改。面对如潮的廷论，慈禧心知众议难违，只得收回懿旨，令沈照旧当差。
虽然躲过一劫，但沈桂芬依然心有余悸。他寻思：穴本无风，风何由入？此事肯定与一贯主张打压汉人官员的荣禄有关。于是，沈找来门生翁同稣，决心上演一出“反问计”。一天，翁来荣家造访，刚进门便狠狠数落沈桂芬一通。话说荣禄跟李鸿藻是死党，而翁同龢与李都是名冠京师的清流派骨干，故荣时常同翁饮酒酬答，交情匪浅。加上此刻翁神情愤怒，言语激昂，居然将沈的龌龊家事都和盘托出，荣被翁的精湛演技所蒙骗，认定其很够哥们，是来给自己通风报信的。于是他放松了警惕，将慈禧如何厌恶沈桂芬之事据实告知。
从荣禄口中侦知实情后，翁同稣这个“卧底”马上向沈汇报。沈深感不除掉荣禄，必有后患。思来想去，他心生一计。沈说服自己的另一门生宝廷，以满族大臣兼职太多，势必拖累本职为由，主动要求辞去自己的诸多职务，同时他还强烈建议卸去荣禄工部尚书与内务府总管大臣两职，以专心维护京师安全。慈禧觉得宝廷此言颇有道理，加之沈桂芬也煽风点火道：“荣禄宣力有年，明敏干练。年纪尚轻，将来必受重用。”于是，慈禧免去荣禄两大要职。宝廷的“苦肉计”大获成功。
墙倒众人推，没多久，沈桂芬又联合众人力荐荣禄去外地磨练。恰值当时西安将军空缺，慈禧不明底细，一声令下，将荣发配过去。好端端的一颗政坛新星，愣是被一群无良文人从京师中心忽悠到了边缘地区。
这一去便是整整十五载，昔日意气风发的荣大总管已成近天命之年的白头翁，他深深体味到“官场没有永远的朋友，唯有不变的利益”这句话的真谛所在。
“两得主义”
甲午一战，清廷惨败，李鸿章下课赋闲，奕诉垂垂老矣。在苦无良臣辅佐之际，慈禧想起了自己的昔日心腹荣禄。
1895年年底，荣禄再次出任步军统领，低调回归。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雨磨砺，荣禄收起了棱角，变得圆滑无比。因为他悟出了在官场既屹立不倒又大有作为的诀窍：“两得主义。”
“两得主义”的核心是得宠。顾名思义，就是要成为慈禧信赖有加的宠臣。若想博取慈禧的欢心，最讨巧的途径便是跟老佛爷身边的要人搞好关系。荣禄有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礼亲王世铎的儿子，一位嫁给了后来的醇亲王载沣。这个世铎是慈禧的心腹，长期担任领班军机大臣。荣跟他成了亲家，那世铎自然没少在慈禧耳边说荣禄的好话。而载沣更牛，是慈禧钦定的未来国家领导人，荣禄将女儿送进醇王府，一来是作为政治投资，二来自己闺女还时常向慈禧汇报载沣的最新动向，成为老佛爷的眼线。如此一来，荣禄跟慈禧的距离，又拉近了一大步。
当然，光靠裙带关系远远不够，成为慈禧宠臣的关键还在于要摸清她的脉，亦即想太后所想，急太后所急。这方面，荣禄的功力发挥到了极致。
戊戌年，帝后矛盾愈加激化，慈禧对康有为等人的变法举措很有看法。荣禄起初对改革还是抱着支持的态度。一次，荣禄在退朝时遇见康有为，问道：“以夫子这样的槃槃大才，也会有补救时局的办法吗？”康有为平日里就心高气傲，根本不把荣放在眼里，于是冷冷地回答：“救亡图存之道，非变法不可！”荣颇不依不饶，继续追问：“早就知道法应当变，但是一二百年的成法，是一早上就能变过来的吗？”康有为非常不耐烦地喊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刻能变。”此话着实令荣大吃一惊，心想关系清王朝存亡兴衰的改革焉能由康这等狂悖之徒操作，他顿时深刻体会到慈禧为何对维新派人不满。于是立即进京觐见慈禧，提出借慈禧秋日赴津阅兵的名义，调集京畿重兵，围捕康梁等人。这正中慈禧下怀，二人一拍即合。于是，维新运动百日而夭，大权再度落于慈禧手中。此间功劳最大者，非荣禄莫属。
庚子年(1900)，慈禧受端王载漪、大臣刚毅蛊惑，心生立即废黜光绪之意。荣禄深知此事关系重大，若是处理不当，既违祖制，又失人心，对太后非常不利。为了保住慈禧的威望，荣禄依违其间，暗中周全。经过冥思苦想，他终于想出一个两全之策。一日，他将这个计划向慈禧和盘托出：“上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篡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慈禧认可了这一建议。几天后，载漪之子溥侑被接进宫里。如此一来，慈禧、端王双方皆大欢喜。其实这只是荣禄的缓兵之计，所谓的“徐篡大统”，不过是画饼而已。由此，荣禄帮助慈禧避免了由于突然废掉光绪而导致的统治危机与政局动荡。
到了当年6月，慈禧以卵击石，向洋人宣战。荣禄心知此决定荒谬至极，但圣意难违，他只得私底下阳奉阴违，将争端尽量降到最小化。当时为了拿下外国使馆，朝廷命令荣禄麾下的武卫军开花炮队人都助攻。炮队进京后，荣禄嘱咐手下凡事谨慎，拿不准就汇报。总兵张怀芝奉命登城安置炮位。待一切收拾妥当，炮弹已上膛，张突然脑中闪过一念，立即命士兵暂勿开炮，自己赶紧赴荣府请示是否开炮。荣禄缓缓道：“横竖炮声一出，里边总是听得见的。”张怀芝恍然大悟，立即回到城头，重新移动炮位，冲着使馆附近的空地一通乱轰，未损使馆分毫。也就没给洋人留下日后谈判时漫天要价的把柄。
说白了，保太后就是保大清，保大清就必须保太后。此即荣禄得宠的基本逻辑。
得一人之宠尚易，得众人之心则难。若想稳坐政坛大佬之位，尚需扶植一批得力亲信，这便是“两得主义”的另一条：得人。甫一杀回京城，荣禄便大肆招兵买马。当时荣禄经常跟兵部主事陈夔龙一起赴四处查案。一来二往，荣觉得陈为人谨慎，办事老练，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一次闲暇，荣问陈多大岁数，补缺大概何时。陈答曰：“行年已四十，到部已十年，叙补名次第八。”按照兵部惯例，即使每年出缺一次，陈若想拿到实缺，至少需要8年。荣禄笑道：“观君骨相气色，五年内必有非常之遇。”相面之术，本属无稽之谈，陈以为这只是荣禄的一个玩笑而已。谁知到了8月份，自己居然名列京察第一，出任兵部郎中。后来更是一路飙升，外放巡抚。这都是荣禄暗暗力荐的结果。陈夔龙从而将荣视为自己的恩人，一生效忠。
败给了日本人，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没了，淮军垮了，朝廷急需编练一支西式军队。慈禧授权荣禄专办此事。通过多方物色，荣认定袁世凯是合适人选，于是力保袁赴小站练兵。谁知袁上任才半年，就被两度弹劾。尤其是第二次，由军机大臣李鸿藻授意御史胡景桂写折，参他“嗜杀擅权，诛戮无辜，徒尚虚文，克扣军饷，性情谬妄，扰害一方”。这一本令袁好不郁闷，用他自己的话讲即“心神恍忽，志气昏惰，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冰”。下有揭发，上需有回应。很快，朝廷便派下一支调查团赴小站彻查，团长即荣禄。袁是自己的亲信，荣自然力保。考察完毕，荣禄问随行的陈夔龙：“你观新军与旧军比较如何？”陈答：“但看表面，旧军的确不免有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独开生面。“荣点头日：“你说对了，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回京后荣禄上折请求从宽处置袁，两宫果然恩准。
袁世凯不仅将荣视为靠山，还反向荣举荐人才。任职山东巡抚时，他的同僚学政荣庆清廉能干，于是袁将其引荐给荣禄。荣亦觉得其颇具才能，令其出任仓督。荣庆果然施政有方，政绩颇佳。1902年，清廷破格提拔荣庆任刑部尚书。
庚子年慈禧、光绪逃往西安时，各地官员纷纷前来报效。荣禄于众人中独独看上了江苏学政瞿鸿禨，认定他善于揣摩上意，且写得一手好公文。但是军机处尚有一个空缺，朝廷打算从瞿鸿禨和张百熙二人中选出一个。荣禄便上折子，认为“圣驾计日回銮，举行新政，可否令张百熙、瞿鸿禨各抒所见，缮具节略，恭呈御览，再求特旨派出一员，较为得力”。说白了，荣禄就是想搞个公开选拔干部的活动，以此决定用谁不用谁。这个办法看似公平，但荣禄其实暗地里已做了手脚。他偷偷派人给瞿鸿禨带话，嘱咐他“一定要文字通俗易懂，内容言简意赅，千万不要卖弄文采”。瞿鸿禨自然惟命是从，老老实实地写了一篇只要识字就能看个大体明白的文章，而张百熙蒙在鼓里，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万言书，古今中外，旁征博引，文采奕奕，气势不凡。可惜到了慈禧和光绪那里，张的万言书却成了天书。慈禧看过后，跟荣禄讲：“张百熙所言，剑拔弩张，连篇累牍。我看去不大明晰，还是瞿鸿禨所说切中利弊，平易近情，不如用他较妥。”于是，瞿便成为军机处上行走。
七八年间，荣禄在宫廷内外集结了一批心腹：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陈夔龙巡抚河南，端方总督两江，瞿鸿禨任职军机处，荣庆出掌刑部，铁良负责户部与练兵事宜。如此格局，内有瞿、荣、铁诸辈把持中央要枢，外有袁、陈、端等人厉行地方改革。大清的重权，荣禄隐占半壁江山。
一切皆晚
如果按照这般情形发展下去，稳健且铁腕的荣禄作为清末新政的掌舵人，或许会让这艘千疮百孔的战舰有所修补，继续航行数十年的光阴。荣禄也当会由此成为官修正史中所谓扭转颓局的大人物。孰料天不假年，改革刚刚推行不久，尚未一展身手的荣禄，便病死家中。在晚清史上，他只落得个过渡性人物的角色。
荣氏身后，昔日的心腹群龙无首，分崩离析，政局因之动荡不堪。荣禄生前最担心的人是袁世凯。1901年底，袁接替故去的李鸿章暂理直隶总督，德国公使建议将山东划入直隶境内，由袁世凯监管，改称直东总督。一日在军机处，荣禄问军机章京郭曾炘：“慰亭欲以直督兼领山东，君意如何？于昔亦有例乎？”郭听后悚然道：“往昔鄂文端、年羹尧等虽有先例，然皆以用兵暂资节制，非今所宜援。”荣禄赞成他的话，既而叹息道：“此人有大志，吾在，尚可驾驭之，然异日终当出头。”其实为了预防袁一家坐大，荣禄早有布置。他将与袁有宿怨的瞿鸿禨放在军机处，对袁的日常奏令多加掣肘，令其不得妄为，又把忠于清廷的铁良安插在练兵处，时刻监督袁的军事行动，预防其拥兵自重。但袁世凯怕的不是瞿鸿禨和铁良，而是荣禄，靠山一倒，他便自立山头，将清末时局搅得天翻地覆。
陈夔龙在其《梦蕉亭杂记》中曾记道：“国家大政有二，日行政，日治兵。综光绪一朝，荣文忠公实为此中枢纽。文忠没而国运亦沦夷。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斯言岂不谅哉！”虽说此话不免有为尊者讳之嫌，但倒也大体符合实情。
当大清的最后一位满族大佬离世后，这个高寿王朝也行将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