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就有“求贤”的优良传统。春秋时代，齐桓公想富国强兵，请教管子怎样才能网罗天下英才。管子回答道：“对英才要礼敬褒奖，优待而不相欺。怎么个优待法呢？值五的给六，值九的给十，不可斤斤计较。”做领导最忌讳的就是倚仗手中的权力傲慢待人，对人才像对商品一样锱铢必较，值一块的非得讲成九毛九不可。真正的人才最需要的是得到尊重，从人格到智慧，而待遇往往是尊重与否的表现。英才和凡人的区别，在于凡人没有很大的抱负，拿一份工资做一份工作;而英才常常心高气傲，不容易驾驭。管子深深懂得这一点，所以劝齐桓公出手要大方，从优养士，让他感到温暖，人格上尊重，事业上关心，工作上支持，生活上关怀，则天下英才无不向往而来，精忠报国。
所以用人不要多，而要精。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唐太宗是吝啬到家，又大方出奇。怎么个吝啬法呢？他刚登基，让房玄龄组建朝廷，特地吩咐“官不必备，惟其人”。也就是官不必多，不求齐备，核心是要得其人而用之。就这个原则，唐太宗从《诗经》《尚书》一直引用到孔子，乃至《史记》，叮嘱再三，甚至说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狐狸腋下的白毛最为珍贵，比千张羊皮都贵。房玄龄深知唐太宗的心思，他组建的朝廷宁缺毋滥，减到不能再减，总共只有643人。
怎么个大方呢？就说马周，一个禁卫将军家里的帮手，唐太宗隆重接见，迎接的使者相望于道。一席深谈，如获至宝，马上提拔，让马周到宰相府上班。一个没有科考出身的贫寒子弟，一下子提拔到宰相府当差，够大方、够有气魄吧？经过在宰相府三年的历练，唐太宗任命马周为监察官，委以重任。马周还有点“不识时务”，被提拔后，他不仅没有感恩戴德，反而先监察起唐太宗来，上表批评道：
1.太上皇住在城外，宫室狭小，太子却住在城内中央之地，不足以示天下以大孝。
2.分封宗室，宠爱皇子，要是子孙不肖，怎么办？应该磨炼他们。
3.陛下提拔戏子、马夫当官，违背了用人的原则。琴弹得好，马喂得壮，可以给他们赏钱，却不能赏官。
一口气数落了五大条，唐太宗没生气，反而觉得马周讲得对，不久再提拔他。马周一路升官，一路上表直陈，指出朝政弊端。哪怕到了大家都认为歌舞升平的贞观十一年，马周再次上表，问唐太宗：为什么刚建立唐朝的时候，大家吃不饱，粮价很高，可百姓没有怨言;现在年年丰收，物价低廉，大家吃饱了，却有很多意见，认为陛下不关心他们？这是因为我们建了许多和民生无关的工程，收了很多税。国家兴亡，不在于积蓄多少，而在于百姓苦乐。如果老百姓负担沉重，朝廷还兴役不断，一旦有内忧外患，就会发生不测的变故。
这是盛世的警钟啊！唐太宗再次把马周的批评当作天籁之音，让他负起更重要的职务，一提再提，马周就成为宰相了。唐太宗对人说道：“我和马周，一时半会儿不见，就想念他。”这对君臣一路相伴，可惜后来马周患了“消渴症”，也就是糖尿病，加上不惜身体日夜操劳，才四十八岁就倒下了。病重时，马周把他写的奏章找出来，亲手烧掉，说道：“管子、晏子留下文字，显出君主的过失，我不做这种事情。”马周把所有的功劳都归于唐太宗。要不是唐太宗留下马周的表文，我们哪能知道他们君臣之间的高风亮节？真真正正的“士为知己者死”。
人们可能会说马周有命数，生逢明君。如果把所有看似偶然的事情都用命来解释，那马周显然命好。可是，仔细想想，一个人的命说到底还是要靠自己去创造。唐太宗是不世出的英雄，统率百万雄师，阅人无数，如果马周不是有过人的真本事，能被看上吗？君臣相知相得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作为唐太宗，如果不是为国家殚精竭虑、励精图治，就不会当真去批阅所有的奏章，也就发现不了马周这位难得的人才。他们两个人走到一块，所谓的命数说穿了就是一片公心情怀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