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要从衣冠南渡开始说起。
一般人对待西晋永嘉之乱，汉人衣冠南渡的事情上都有个误区，就是北方人只往南方迁徙，一说永嘉之乱，第一反应就是北人往南边跑，这个实际上是不准确的，事实上，晋人的迁徙，是分东北、西北和南方三个方向的。
西晋自八王之乱开始，战乱迭起，天灾不断，老百姓怎么生活呢？大致分为两种人，一种人不愿离开故土，留守北方，在北方形成了特色坞堡，而大部分人，都选择了外出逃难。
当时北方人逃难，有三个方向，一个是往东北跑，东北那会是什么情况呢，是鲜卑慕容氏政权，根据《晋书-慕容廆载记》记载，逃难到东北的晋人，主要是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的人，而且不光是老百姓，也有一些是士族，慕容廆就是慕容垂、慕容恪的爷爷，前燕的奠基者，慕容廆在当地立了四个郡来安置这些流人，同时从这些流人中，挑选能干之人，作为谋主、幕僚，有了这些有知识，有文化的汉人辅助，前燕进步的要比前后赵都快，东北地区得到了极大开发，前燕迅速崛起为当时的大国。
再说另一个避难方向，就是往西北跑，往凉州跑，《晋书-张轨传》记载，“秘书监缪世征、少府挚虞夜观星象，相与言曰“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张凉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及京都陷，斐等皆没于贼。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
由此可见，n多人选择了往西北跑，张轨分武威置武兴郡来安置这些人，这些流人，对前凉以及后来的诸凉政权的建立，河西胡人的汉化，都有重要影响。本来这一地区，胡人是比较落后的，之所以后来先后建立后凉、西凉、南凉、北凉，在16国时期屹立西北百年不倒，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与中土的流人融合，汉化。
接下来，才是一般大家都知道的避难方向，就是往南边跑，其实往南边跑，也是分两个方向的，一个是往长江中上游跑，一个是往长江下游跑。
往南边跑的人和往东北、西北跑的人，有什么区别呢？最大的区别就是，社会阶层不同，西晋的皇室，首都洛阳的公卿士大夫这些社会上层人士，一般都选择往南边跑，东晋皇族司马氏与王谢这些高门大族就属于这个群体，而在流向东北和西北的人中，不能说没有，但是数量要少得多。
社会中层人士，也算北方士族，但是他们的政治文化地位，比不上聚集在洛阳的士大夫集团，这些人不以学术文章见长，而以骁勇善战著称，这些人，也往南边跑，南朝宋齐梁的开国皇帝，大抵就属于这一群体。
另外就是社会底层人士了，主要包括长江以北的低等士族和一般的庶民，因为力量薄弱，地位也低，所以往南边跑的代价比较高，这些人大多选择了往东北、西北跑，还有些人选择了留下，在当地组建坞堡以自卫，当然也有很少一部分人选择了往南边跑。
往长江下游跑的人，主要是西晋上层和中层阶层人士，他们跑到了什么地呢？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建康，建康，只是以王谢为代表的北来上层士族做政治活动的地方，真正对江南的经济开发，这些上层士族的居住地，则是在会稽、临海二郡之间的区域，也就是现在的浙江绍兴、宁波一带，为什么选择在这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建康附近，并无空虚之地安置这些北来士族，而吴郡、义兴、吴兴这些传统的吴人区域，是江南本土士族的势力范围，一时插不了足，所以，只能渡过钱塘江，到吴人力量薄弱的绍兴附近发展。比如大诗人谢灵运，谢玄的孙子，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还是个驴友，他就没事就去临海郡旅游闲逛。
那些中层士族，主要是来自于江淮以北，虽然也往长江上游跑，但是落脚点与王谢士族不一样，这个阶层的人数比王谢这些士族多，但是政治地位相较王谢为低，同样也无法在建康附近落脚，也插不进吴郡这些本土士族的势力范围，咋办，唯有选择与首都建康不太远，同时又是在长江南岸比较安全的地方居住，于是，他们相中了京口晋陵一带，也就是现在的江苏镇江、常州一带，就在这个地方定居下来。后来此地发展繁盛，都是得力于这种流人的力量，
关于这个，《宋书-州郡志一》里有详细记载，“南徐州刺史，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於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
京口晋陵这些淮北来的流人，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民风彪悍，武勇善战，战斗力很高，可以看做武人集团，著名的北府兵、宋齐梁三朝的皇族，都是来自这一集团。
刘裕、萧道成、萧衍凭借军功、军权先后称帝，表示皇权由两晋时的中土一流士族集团所有，转入了次等士族，拥有武力的淮北流民集团手中。
下层阶层，属于长江以北的低等士族以及一般的庶民，这些人中，也有一些人跑到了长江下游地区，由于没有啥势力，他们大抵分散杂居于本土吴人势力较大的地区，本来人数就少，社会地位又低，所以无法形成强大的集团，无法与当地吴人相抗衡，于是逐渐和吴人通婚，同化了，陈朝的开国皇帝陈霸先，就属于这类人。
下面再说说往长江中上游跑的，这些人主要是来自南阳和新野的上层士族，虽然是上层士族，但是政治社会地位比以王谢为代表的洛阳士族阶层要差很多，所以他们选择了往长江中上游跑，中上游也有落脚的好地方，就是江陵、南郡一带，这个地区，距胡人势力较远，江陵又是长江中上游的政治中心，所以对有一定政治抱负的这类士族来说，这一区域，是落脚的好地方。
南北朝著名诗人，文学家庾信，庾氏家族，就是这类人的代表。
往长江中上游的跑的，还有两类人，一类是原居住在南阳新野的中层士族，另一类是侨居雍州的雍、秦流民，这两类人都不约而同的在一个地定居下来，就是雍州治所襄阳，由于这些人素有武力，于是在雍州，逐渐形成了一个由中层士族和流民构成的强大武人集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南齐东昏侯萧宝卷无道，萧衍作为雍州刺史，利用了雍州本地的武人集团，推翻了萧宝卷，夺得了南齐的政权，建立了梁朝。以上就是两晋南北朝时期人口迁徙的简单过程，至于留在故土，没有迁徙逃难的北人，是怎么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自守的，由于时间关系，没法细说了。
至于南北朝的士族情况，只能简单介绍一下了。
按照《新唐书-柳冲传》的记载，“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虏姓”者，魏孝文帝迁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于帝宗属，或诸国从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姓氏，是唐朝排出来的，不是南北朝排的，但是这些姓氏都是从南北朝过来的，在南北朝时期，这些姓氏也依然是一等大族，我们一个个说。
首先，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这四个姓就是琅邪王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和兰陵萧氏。
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这四个姓，就是东吴、南朝江南本土士族了，并称吴中四姓。
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这里的山东，并不是我们现在的山东省，而是泛指崤山-华山以东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太原王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这五个姓氏，再加上陇西李氏，被称为五姓七望。
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这些姓氏可以算是南北朝时期的关中本土豪族，京兆韦氏、河东裴氏、河东柳氏、河东薛氏、弘农杨氏、京兆杜氏。
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元就是北魏皇族拓跋氏、长孙氏名将如云，长孙晟、长孙肥、长孙嵩等，都是北朝名将，宇文就是北周皇族宇文氏，于氏也有很多名将，比如西魏八柱国之一的于谨，征高句丽的于仲文等，陆、源也是北朝大姓，窦氏也很著名，李世民的母姓，就来自于这个窦氏家族。
需要说明的是，隋朝杨氏皇族，号称出自关中大族弘农杨氏，唐朝李氏皇族，号称出自五姓七望里的陇西李氏，这个其实是有不同意见的，据有些史家考证，这个其实是冒认的。
说这个，就不得不又提与隋唐渊源颇深的宇文泰了，宇文泰在创立府兵制的时候，还推行了另外两个重要措施。
一个是改籍贯为关中。
宇文泰和他手下的核心将领大部分不是关中人，全是外地移民，有的出身于六镇，有的来自于中原，这些地区在当时多是东魏的地盘，很多将领的家属当时还是滞留在东魏境内。
所以大家都有思乡之苦，怎么能让大家死心塌地地留在关中这块呢，宇文泰想了一招，把大家的籍贯全部都改为关中。
N多出身寒微的汉族将领，趁这个机会，就把其家世改为关陇一带的士族高门，这其中就包括李渊的爷爷李虎，改称陇西李氏，杨坚的父亲杨忠，改为弘农杨氏。而不是像《旧唐书》里说的出身陇西李氏，是16国时期西凉武昭王李暠之后，像《隋书》里说的出身弘农杨氏，是汉太尉杨震之后了。
第二个是让鲜卑人恢复鲜卑旧姓和对汉人赐鲜卑姓。
恢复鲜卑旧姓简单，是为了迎合鲜卑贵族反汉化的思潮，因此很容易推广。但赐汉人以鲜卑姓就不那么容易了。
宇文泰的本意是想借此笼络当地汉族豪强。但是汉人重视姓氏、崇奉祖宗，改姓是很难接受的，会被认为是不敬祖，不孝，但宇文泰采取的赐姓措施是十分巧妙和含蓄的，让人难以拒绝。
宇文泰在赐汉人鲜卑姓时，往往伴随着官职升迁，而且大部分情况下与爵位和食邑的增封同时进行。官位的升迁是光宗耀祖的表现，这减轻了汉人心中不敬祖，不孝的心理压力，经济上的实惠也使他们得到了可观的好处，加强了家族的经济实力。这样一来，赐鲜卑姓，汉人也可以接受了。
比如，杨忠赐姓普六茹氏，李虎赐姓大野氏，这些都是鲜卑姓，所以，杨坚又叫普六茹坚，李虎又叫大野虎，讲坛的微信群里，有位仁兄叫大野世民，就是这么来的，不过这个大野世民同学，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杨坚在执掌北周政权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汉姓，李虎的儿子李昞和孙子李渊，早在那时就已经恢复汉姓了，李世民出生于公元599年，离李家恢复汉姓已经有小20年了，所以李世民是不可能曾经叫过大野世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