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时而主张君主立宪，时而呼吁民主共和，时而又倡导开明专制。他曾经拥护袁世凯，而这也是希望借助袁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从政治舞台到学术领域，他都是首屈一指的风云人物。他身处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其思想和主张经常变化，尤其是在戊戌变法之后，他时而主张君主立宪，时而呼吁民主共和，时而又倡导开明专制。由于梁启超思想上的波动起伏，给后人留下了“善变”的深刻印象。著名学者张朋园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享誉海内外，他在《梁启超与民国政治》这本著作中，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宽广的历史视野，深入分析了身处乱世中的梁启超政治思想之演变。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内忧外患，至戊戌变法前后，中国已经由于积弊太深再加遭受到帝国主义列强势力的侵略，全国上下亡国情绪空前高涨。这也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探寻国家积弱不振的根本原因。梁启超则认为要想变法图强，必须先改变以往的传统观念，从政治上着手。作为一名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深受西方“自然权利”、“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观念的影响，他认为兴民权有两个途径：“一自上先变，一自下觉悟。”他分析了中国国情，断言“吾畴昔确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决于适于中国，欲跻国于治安，宜效英之存虚君，而事势之最顺者，似莫如就现皇统而虚存之。”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最宜实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因此力倡导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亡海外，到辛亥革命胜利后才回国。这段时期是梁启超思想最复杂、变化最显著的时期。他认清了清末的中国局势，更坚定了中国如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就不能自强的认识。在这一时期，梁启超提出了他闻名遐迩的“破坏主义”的政治主张。 “破坏主义”的主要内容强调：只要能使国富民强，采取哪种手段都可以，尤其是以暴力革命破坏为主的方式，对中国彻底改造也是可以的。他认为，要想挽救国家的政治现状，启迪国人的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就必须行“破坏主义”。
1903年，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这使梁启超备受鼓舞，又意识到剧烈的暴力革命会给社会带来的混乱，因而重拾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不过随着形势的变化，他又提出“以开明专制作为过渡的君主立宪”。他认为：“由于中国的专制制度时间比较长，中国从底层民众到上层官吏都没有民主自治的能力，整体国民素质比较低，应该通过开明专制培养国民的政治能力。”他还进一步说：“凡专制者，以能专制之主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野蛮专制;以所专制客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开明专制。”
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很快土崩瓦解。梁启超深刻认识到，在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现实情况下，再提倡君主立宪，必然与现实不符。他认为，中国应当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只有依法重建政府权威，才能够稳定社会秩序，从而推进中国改革和社会发展。当时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主要有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及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而这两者中以袁世凯一方的力量最为强大。因此，在选择政治势力时，梁启超就倾向于拥护掌握强大实力的袁世凯。应该看到，梁启超拥护袁世凯，也是希望借助袁世凯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在袁世凯登上大总统宝座后，梁启超很快觉察到袁的称帝野心。不过在开始时，梁启超并不极力反袁。他曾劝过袁世凯，要当皇帝，当前不易操之过急，待条件成熟，再称帝不迟，但袁世凯根本不予理会。梁启超对袁完全失望，遂于1915年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痛斥帝制之非，谴责袁世凯称帝是逆天而行。这样，梁启超转身就成为再造共和的英雄。
梁启超生命的终结，和他一生多变的政治主张形成一种意味深长的呼应。1928年，医生误割了他并无病变的右肾，但是他为了维护西医的声誉，曾带疾撰文，希望人们不要为了个别病例误诊而全面否定西医的科学性。作为受害人，他肯说这样清醒的话，是颇为可贵的，失败的手术直接导致他于次年病逝。
梁启超晚年曾说：“我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即说我是国家至上主义者，我也承认。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批评，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