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运动刚开始，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后的第四天（1868年6月14日），翁同龢即被罢官，开缺回籍。绝大部分人认为，这是慈禧太后的阴谋，是她反对变法的重要安排，而光绪皇帝是出于被迫下旨废黜翁同龢。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慈禧一开始不反对变法
维新运动中，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下令捉拿康有为弟兄，杀害谭嗣同等六君子，软禁光绪皇帝，尽罢新法。慈禧太后的这些举措，铸就了一个铁杆顽固派的形象，也将自己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人们想象，慈禧太后一开始就反对变法，老谋深算，之所以从光绪皇帝身边赶走翁同龢，目的在于削弱维新派的力量，警告光绪。人们的这种想象是合理的。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慈禧太后并不是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变法？
翁同龢在1898年6月11日(四月廿三日)日记中提到：光绪帝奉慈禧谕旨，指出杨深秀和徐致上奏要求变法维新，施行新政，改革旧习的要求“良是”，并指示“今宜专讲西学”。老成持重的翁同龢认为“过头”，指出“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
《康有为自编年谱》记载：6月16日(四月二十九日)，宋伯鲁(芝栋)上《请改八股为策论折》，痛斥八股文的空疏无用，要求光绪皇帝特别下诏，在科举考试中“改试策论”。光绪帝在五月初五日下旨废除八股文，遭到了大臣的反对。光绪皇帝和顽固派大臣刚毅之间激烈辩论：皇帝要立即降旨，而刚毅则坚决反对，惹得皇帝动怒，但是刚毅仍不屈服，抬出“请懿旨”相抗。6月20日(五月初二日)，光绪皇帝到颐和园请示。23日，颁布诏书，自下科始，“一律改试策论”，维新派取得了一次重要胜利。《康有为自编年谱》的记载此事本意是想说明光绪皇帝“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的情况，但是，恰恰是这条材料，说明了在“废八股，改策论”这一问题上，慈禧太后支持的是光绪皇帝，而不是顽固派刚毅。
关于慈禧太后一开始并不反对变法的情况，近人笔记中多有记载。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载：“正月，康初上之书，上呈于太后，太后亦为之动，命总署王大臣详询补救之方，变法条理，曾有懿旨焉。”“康初上之书”，指1898年1月29日(正月初八日)康有为所上《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在该折中，康有为陈述埃及、土耳其、高丽、安南、波兰、马达加斯加等国被侵略、受欺侮，以至被宰割、瓜分的惨状，警告光绪皇帝，“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而不可得矣！”列强侵略、欺侮清王朝，慈禧太后与清王朝共命运，康有为的这段话打动慈禧太后是完全可能的;甲午战后，中国割地赔款，慈禧太后从维护满洲贵族和自身利益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同情或支持变法也是合理的。费行简《慈禧传信录》称：“适德人假细故，扰我胶澳，举朝无一策，帝复泣告后，谓不欲为亡国之主。后曰：‘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值得注意的是戊戌政变属于宫闱高层机密，人们所知甚少，苏著所述大多来自“访询”，必然真伪杂糅。
翁同龢1867年(同治六年)2月，奕訢提议以徐继畲为同文馆事务大臣，当天就得到批准。3月，御史张盛藻、大学士倭仁先后上折，反对设立天文算学馆，认为“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形成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著名的改革与反改革论争。在这场论争中，慈禧太后支持奕訢，“上谕”称：“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既经左宗棠等历次陈奏，该管王大臣悉心计议，意见相同，不可再涉游移，即著就现在投考人员，认真考试，送馆攻习。”顽固派仍不肯罢休，通政使于凌等人继续上折反对，杨廷熙更利用旱灾，要求两宫皇太后收回成命，撤销同文馆。6月30日，慈禧太后命军机处起草上谕，指斥杨奏“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一场争论得以平息。
有意思的是，慈禧太后不仅要求部分文官和知识分子学习西学，而且也要求光绪皇帝学。自1891年(光绪十七年)12月1日起，光绪皇帝即奉慈禧太后“懿旨”，每日上午在勤政殿学习英文，由同文馆的两位洋教习授读。这项学习，一直坚持到1894年(光绪二十年)11月，才由慈禧太后下令，与“满书房”同时停止。
历史事实表明，慈禧太后与倭仁、徐桐、刚毅等顽固派毕竟有别，因此，当光绪皇帝开始维新时，她能表示同意，并且提出“专讲西学”的主张。在这一情况下，她自然没有急于从皇帝身边赶跑翁同龢的必要。至于她后来镇压维新派，那是由于维新活动超越了她许可的底线，触犯了满洲贵族集团的利益和她个人的权力，并不能证明她一开始就处心积虑地反对变法。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称：“自四月初十以后，皇上日与翁同龢谋改革之事，西太后日与荣禄谋废立之事。四月廿三日皇上下诏誓行改革，廿五日下诏命康有为等于廿八日觐见，而廿七日西后忽将出一朱谕强令皇上宣布……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梁启超并非荣禄营垒中人，何所据而云然？说“西后忽将出一朱谕”，光绪皇帝“战栗变色”，梁启超当时并不在光绪皇帝身边，何从知道？另外，清制，只有皇帝才可用“朱谕”，慈禧虽贵为太后，也绝不能突破禁令。光绪皇帝罢免翁同龢的“朱谕”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确为光绪亲笔，足以证明梁启超之误。《戊戌政变记》以慈禧太后和袁世凯为主要攻击目标，政治和个人感情色彩浓烈，科学性不足。
《清廷戊戌朝变记》还有一条记载，被视为慈禧太后在变法伊始就有意破坏的铁证。该书称：6月8日(四月二十日)之后，翁同龢罢官之前，慈禧太后曾召见奕、荣禄、刚毅等人，声称“皇上近日任性乱为，要紧处汝等当阻之”。奕訢等同答：“皇上天性，无人敢拦”，刚毅则伏地痛哭，声称“奴才婉谏，屡遭斥责”。慈禧太后又问：“难道他自己一人筹画，也不商之你等？”荣禄、刚毅答称：“一切只有翁同龢能承皇上意旨。”刚毅并哭求太后劝阻。慈禧太后称：“俟到时候，我自有法。”其实，这段记载的谬误是很明显的。当时，变法尚未开始，或者刚刚开始，光绪皇帝还几乎什么都没有做，慈禧太后何来“皇上近日任性胡为”之愤？如果是这样，她怎么可能在差不多同时又肯定杨深秀、徐致靖要求变法的奏折，训示光绪皇帝：“今宜专讲西学”？仔细考察晚清文献，关于翁同龢被罢官出于慈禧太后意旨的各类记载，不是出于传闻，就是出于猜测，无一可以视为确凿有据的信史。
人们之所以易于认定慈禧太后是“罢翁”事件的主谋，原因在于认定慈禧太后是铁杆顽固派，前人的一些记载也引导了人们的这种认识倾向。其实翁同龢与光绪皇帝这一对师徒之间关系有一个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了解这一过程就能看出废黜翁同龢本身是光绪的本意。
罢免翁同龢出于光绪皇帝本意
要知道是谁罢了翁同龢的官，首先要看一下翁被罢前后的朝局和人事安排。维新运动进入高潮前，翁同龢身兼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等职，权倾一时。这一时期，翁同龢做了两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1)举借外债、内债。《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须向日本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翁同龢身为户部尚书，筹款还债是其职责。《马关条约》签字后不久，翁同龢即开始向俄、法、英、德等国借款。1898年2月，翁同龢派张荫桓为代表，与英商汇丰银行签订条约，借款1600万英镑。此外翁同龢又发行国债，以昭信股票为名向国内官民各界借贷，同时加征铺税、房捐等税。(2)处理胶州事件。1897年11月，德国以两名传教士被杀为由，派遣军队抢占胶州湾，向清政府提出六项照会。交涉中，翁同龢担心事态扩大，采取“低颜俯就”的软弱态度，所拟答复德方的“照会稿”不仅奕？不以为然，连慈禧太后都觉得“甚屈”。12月11日，翁同龢在上朝时为自己的主张辩护，语气激烈，引起同僚惊愕。翁同龢日记云：“词多愤激，同列讶之，余实不能不倾吐也。”
上述二事都受到言官和个别地方官僚的批评。1898年3月，御史何乃莹、徐道、高燮曾等人陆续上奏，批评发行昭信股票过程中的弊端。同年4月，安徽藩司于荫霖上奏，指责翁同龢办理胶州湾事件之不当，指责翁同龢以江苏、江西等四省厘金作抵向英、德借债的失策，批评翁“独任私智，酿成巨祸”，要求他与李鸿章、张荫桓共同“让贤”。5月29日，御史王鹏运上奏，指责翁同龢与张荫桓：“办理洋务，偏执私见，不顾大局，既欲遇事把持，又复性成畏葸。”该折并指责二人在借洋债过程中有私纳回扣行为，要求将二人“声罪罢斥”。
言官弹劾对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有影响。6月10日(四月二十二日)，光绪发布上谕决定：荣禄着补授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刚毅着调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着崇礼补授。光绪皇帝宣布变法前的这一人事安排，必然经过慈禧太后同意，或者甚至是慈禧太后的意旨。它的要点是，在翁户部尚书一职之上加了一个“管部大臣”荣禄，显然与言官对翁举借外债、内债的批评有关，但“上谕”并不曾免去翁的任何职务，更不曾触动翁的其他权力，可见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对言官的弹劾并不过分重视，还不想对翁采取大动作。只是在5天后，情况才突然发生变化。6月15日(四月二十七日)，光绪皇帝再次发布上谕，将翁同龢“开缺回籍”，同时命王文韶迅即来京陛见，直隶总督着荣禄暂行署理。这两道上谕相距时间极近，可见罢免翁同龢是突然起意，而非早有预谋，因此，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调王文韶来京以填补翁同龢的空缺，以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填补王文韶入京后留下的空缺。倘使6月10日发布第一道上谕时就有罢翁之意，就没有必要分成两步，更没有必要命荣禄“管理户部事务”，过几天再挪到“署理直隶总督”的位置上。
如果上述分析可以成立，那末，罢免翁同龢的直接原因就要从光绪皇帝发布6月10日的上谕以后找。据翁同龢日记，这以后几天发生的事情又确实大有关系。6月12日，翁同龢与光绪皇帝之间发生严重冲突。翁同龢日记云：“上欲于宫内见外使，臣以为不可，颇被诘责。又以张荫桓被劾，疑臣与彼有隙，欲臣推重力保之，臣据理力陈，不敢阿附也。语特长，不悉记，三刻退。触几有声，足益弱矣，到馆小憩。”可见，翁同龢和光绪皇帝当日的冲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接见外国使节的礼仪，一是推荐提拔张荫桓问题。
清初以来，清朝皇帝会见外国使节的礼仪一直有重大争论，虽不断改进，但始终没有将“洋人”平等相待。光绪皇帝久有进一步改革的愿望，但屡屡受到翁同龢的反对。1898年春，光绪皇帝批准外国使臣的车马可以直入禁门，但翁同龢反对。同年4月，德国亨利亲王访问北京，光绪皇帝准备在毓庆宫接见，同时批准其乘轿进入东华门，仍然受到翁同龢反对，以致惹得光绪皇帝“盛怒”，逐条驳斥翁同龢意见，并且借指斥刚毅为名发泄了一通对翁的不满。6月初，光绪皇帝拟在乾清宫接见外国使臣，翁同龢再次反对。12日，光绪皇帝重申此意，翁又一次反对，因而“颇被诘责”。从翁自己记下的这短短4个字，不难想见当年君臣互相辩驳以及光绪皇帝动怒的情况。
张荫桓是康有为同乡，长期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又曾出使美、日、秘三国，见识开通，支持维新，是光绪皇帝企图重用的人物之一。但受到一些大臣的参劾，光绪帝不为所动，要翁同龢“推重力保”，意在为重用张荫桓扫除障碍。不料翁同龢很倔强，就是不肯推荐张荫桓，以致和光绪皇帝长时间顶撞，“臣据理力陈，不敢阿附也。语特长，不悉记。”从这短短的几句话中也不难想象翁顶撞光绪皇帝的激烈程度。
之后又相继发生翁同龢阻挡光绪皇帝召见维新派人员的事。据《翁同龢自订年谱》记载：6月13日(四月二十五日)徐致靖奏保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为“通达时务人材”，求才若渴的光绪皇帝意欲即日召见，但翁同龢却主张“宜稍缓”。14日早朝，翁在是否赏给张荫桓“宝星”奖章问题上又和光绪皇帝闹起别扭，他声明“只代奏不敢代请”，意在说明他本人不赞成嘉奖张荫桓，但是，光绪皇帝却马上决定，“张某可赏一等第三宝星”，当面否定了翁的意见。
翁同龢虽然推荐过康有为等维新党人，但是，翁同龢的维新理念、学术观点和康有为等始终存有差距。1898年2月，光绪皇帝向翁同索阅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翁的回答不合光绪皇帝的心意，很受光绪皇帝“诘难”。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早就被翁视为“说经家一野狐”，及至翁读到康的《孔子改制考》，更有意拉开和康的距离。5月26日(四月初七)，光绪皇帝命翁同龢传谕康有为，命其将此前进呈的书籍再抄一份，但翁同龢居然回答“与康不往来”。这自然引起光绪皇帝的惊讶，追问缘故，翁答：“此人居心叵测。”第二天，光绪皇帝再次索要康书，翁同龢回答如前。两个人都很执拗，在光绪皇帝“发怒诘责”的情况下，翁同龢将此事推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光绪皇帝仍然寸步不让，要翁亲自传知张荫桓，不料翁仍然拒绝，反问皇帝：“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光绪皇帝贵为天子，何能忍受翁同龢的这种执拗和抢白！
翁同龢顶撞光绪皇帝的事件非仅上述数例，也非仅一时。光绪皇帝不可能事事忍耐。颁布《明定国是诏》后，光绪皇帝急于任用新人，迅速推行变法，却一再受到翁同龢的阻挠和反对，这样，尽管翁同龢与光绪之间有多年的“师生之谊”，甚至有过“情同父子”的经历，然而在翁同龢一次又一次地顶撞之后，他已被光绪皇帝视为维新变法的障碍，其被“开缺”的命运就是必然的了。“开缺”上谕写道：“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
大家知道戊戌政变前夕，当光绪皇帝感到大事不妙，危险在即时，曾通过杨锐、林旭带出密诏，要“诸同志”妥筹“良策”，并向康有为解释要他迅速离京，“将来更效驰驱”。同样，如果罢免翁同龢出于慈禧太后意旨，而光绪皇帝只是被迫，他一定会尽一切可能，寻找机会，向翁有所说明，至少，要做出某种暗示，或给予某种安慰，然而，种种事实说明，光绪皇帝表现得很严酷。
颁发“开缺”上谕当天，光绪皇帝就不让翁同龢有和自己见面的机会。《翁同龢日记》载，当日晨，翁入朝后，“看折治事如常。起下，中官传翁某勿入，同人入，余独坐看雨。”只是在“同人”退朝之后，翁才“恭读”到那道决定自己命运的“上谕”。第二天，翁照例要向皇帝谢恩。《翁同龢日记》载：“午正二驾出，余急趋赴宫门，在道右叩头。上回顾无言，臣亦黯然如梦。”此时，翁同龢可谓伤心之极，而光绪皇帝却“回顾无言”，任何表示也没有。当日傍晚，光绪皇帝命南书房王太监给翁送去纱葛，但这是端阳节的“例赏”，此外仍然“无言”。以上种种，说明光绪皇帝在竭力避免当面向“师傅”宣布这一出自本意的残酷决定时所必然会有的尴尬，也说明，光绪皇帝除了“开缺”上谕所列举的理由之外，没有其他“隐情”须向“师傅”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