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点江山谈“儒释道”第二十四期）
关于我国历史上玄学的兴起，有观点这样认为：玄学其实真正兴起于司马氏篡魏之后。其认为，曹操的篡权还能依靠自身的品德与才能获得儒学上的合法性，而司马氏的夺位则完全找不到可以作为合法性依据的理由。他出身经学世家，靠儒学成名，根本没有背叛儒学的理由。所以，司马氏当权之后，自然不会搬起儒学砸自己的脚， 而是转而对那些整日空谈的高人逸士大加推崇，直接推动偏离时事的玄学的发展，以此转移社会舆论的视线，那么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也就不会受到那么多的质疑了。
这种观点虽然看起来毫无疏漏，但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
首先， 如果以儒学的观点来看，曹魏集团根本不足以具备合法性。儒家崇尚“有德者居天下”，而曹操并非是任人唯贤的有德行的君主。无论是曹操的短歌行还是求贤令，其中的求才若渴之情简直力透纸背。不过，曹操对人才的要求也只是有才而已，他在令书中提出：不管这人品德咋样，只要有才能，统统给我推举上来。这种观点显然与儒家的“才性同”也就是人的品德和才能是一体的相对立，违背了儒家的根本命题之一，他怎能获得儒家的承认呢？
所以至少在儒士们眼中，曹操汉贼的帽子是脱不掉的了。他的儿子能够成功取代汉室完全就是利益所趋，与儒学扯不上半毛钱关系。曹魏集团其实就是以曹氏为首的利益共同体，曹丕登位后，为了利益均沾，在政治上采取了不少手段来巩固利益共同体中贵族阶级的权势，门阀政治时代因此开启。
其次，司马氏真的是出身经学世家吗？司马懿本人是世家公子出身确实不错，汉魏时期的大家大都以经学传世也不错，但司马家并非以经学立门。著名仇姓学者曾就司马家的发家史做过详细考证，他发现，司马家原本是地方豪强，一直到“司马八达”扬名时期，司马家都还未转化成世家。懿的高祖是武将出身，祖父稍微有点儒者气质，到了祖父时候开始研读儒学经典，这样半路学儒的家族不算正宗，比正经的儒学世家差远了，根本担不起经学世家之名。再者说，司马家都没出过一个著名的经学家，最著名的司马懿也是靠军功累进，怎可担经学世家之名呢？
所以，文章开头提出的论断并不是很科学。玄学最开始出现在曹爽把持朝政其间，就是由曹爽集团的几个人搞出来的，这几个人手握军权，横行霸道，逼得司马懿只能躲在家里装病。后来曹氏倒台之后，大抵是没人压制可以尽情放肆了，司马家的子孙们也开始个个喜欢谈玄。人们通常将司马氏执政期间民间盛行的谈玄之风当做是对当时政治阴云的反抗，其实不然。司马家仅是针对亲曹的顽固派实行过白色恐怖，例如嵇康。所谓的竹林七贤就由嵇康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组织，他们不足以完全代表整个时代的玄学思潮。
魏晋时期，玄学气势之强，甚至隐隐盖过了儒学，大致是因为如下三点原因：
其一，儒学自被提拔为治世之学以来，研究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将儒家典籍翻来覆去地读，每一个字都要连篇累牍地写上许多注解，未免太过，导致儒学的思辨性严重下降，没什么太大的意思。
其二，乱世刚过，儒学不足以消除当下的信仰危机。乱世其实是一个推翻和重建的过程，在这大洗牌期间诞生的拥有清明头脑的知识分子们势必会对传统的思维产生质疑，从本质上对社会人生甚至是宇宙做出反思。就像是阮籍一样，他不信经典，又找不到思想上的一条合适的出路，除了痛苦毫无办法。
其三，儒学也已经不适应统治阶级的外在需求了。魏晋之所以风骨独特，很大一部分赖于统治者的开明。当时的统治者们并非中央集权制的产物，而是由贵族门阀组成，以此社会风气没有那么拘谨、死板。
贵族也不需要君权神授这种东西来支持其统治，所以儒学并没有作为正统一样天天被挂在嘴边，这便为文化界百花齐放腾出了不少空间。玄学主要是讨论一些形而上的哲学命题，内容比较多元化，供人发挥的空间很大，趣味性也更多一些。玄学的轻松精致比之儒学的沉重繁琐，显然更受当时人的喜欢和统治者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