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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尼(+翻译)

【原文】

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诚可羞称也。齐 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则杀兄而争国;内行则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闺门之内,般 乐奢汏,以齐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则诈邾袭莒,并国三十五。--其事行也若是 其险污汏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

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于乎!夫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焉,夫孰能亡之? 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雠,遂立为仲父, 是天下之大决也。立以为仲父,而贵戚莫之敢妒也;与之高国之位,而本朝之臣莫 之敢恶也;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贵贱长少,秩秩焉,莫不从桓公而 贵敬之,是天下之大节也。诸侯有一节如是,则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数节者而尽 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数也。

然而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 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审劳佚,畜积修斗,而能颠倒 其敌者也。诈心以胜矣。彼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杰也,彼固曷足 称乎大君子之门哉!

彼王者则不然:致贤而能以救不肖,致强而能以宽弱,战必能殆之而羞与之斗, 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而暴国安自化矣。有灾缪者,然后诛之。故圣王之诛也綦 省矣。文王诛四,武王诛二,周公卒业,至于成王,则安以无诛矣。故道岂不行矣 哉!文王载百里地,而天下一;桀纣舍之,厚于有天下之埶,而不得以匹夫老。故 善用之,则百里之国足以独立矣;不善用之,则楚六千里而为雠人役。故人主不务 得道,而广有其埶,是其所以危也。

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主尊贵之,则恭敬而僔;主信之,则谨慎而嗛; 主专任之,则拘守而详:主安近之,则慎比而不邪;主疏远之,则全一而不倍;主 损绌之,则恐惧而不怨。贵而不为夸,信而不处谦,任重而不敢专。财利至,则善 而不及也,必将尽辞让之义,然后受。福事至则和而理,祸事至则静而理。富则广 施,贫则用节。可贵可贱也,可富可贫也,可杀而不可使为也:是持处位终身 不厌之术也。虽在贫穷徒处之埶,亦取象于是矣。夫是之谓吉人。诗云:“媚兹一 人,应侯顺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谓也。

求善处大重,理任大事,擅于万乘之国,必无后患之术,莫若好同之,援贤 博施,除怨而无妨害人。能耐任之,则慎行此道也;能而不耐任,且恐失,则莫 若早同之,推贤让能,而安随其后。如是,有则必荣,失则必无罪。是事君者 之宝,而必无后患之术也。故知者之举事也,满则虑嗛,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曲 重其豫,犹恐及其祸,是以百举而不陷也。孔子曰:“巧而好度,必节;勇而好同, 必胜;知而好谦,必贤。”此之谓也。愚者反是:处重擅权,则好专事而妒贤能, 抑有功而挤有罪,志骄盈而轻旧怨,以吝啬而不行施,道乎上为重,招权于下以妨 害人。虽欲无危,得乎哉!是以位尊则必危,任重则必废,擅则必辱,可立而待 也,可炊而竟也。是何也?则堕之者众,而持之者寡矣。天下之行术,以事君则必 通,以为仁则必圣,立隆而勿贰也。然后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统之,慎谨以行之, 端悫以守之,顿穷则从之疾力以申重之。君虽不知,无怨疾之心;功虽甚大,无伐 德之色;省求多功,敬不倦;如是则常无不顺矣。以事君则必通,以为仁则必圣, 夫之谓天下之行术。

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有人也,埶不在人上,而羞为 人下,是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心,行不免乎道,而求有君子圣人之名,辟之, 是犹伏而咶天,救经而引其足也。说必不行矣,俞务而俞远。故君子时诎则诎,时 伸则伸也。

【翻译】

孔子门下,即使五尺高的童子,言谈中也耻于谈论春秋五霸。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春秋五霸的确不值得称道。齐桓公,是五霸中最负盛名的,但在以前,为了争夺国家的政权,它杀死了他的哥哥;现在,在家庭内部,姑姑、姐姐,妹妹中没出嫁的有七个,在宫廷之内,他更是纵情作乐、奢侈放纵,齐国收入的一半还不够他消费;对外,他欺骗邾国、袭击莒国,吞并国家三十五个。他的所作所为是这样的险恶肮脏、骄奢侈,这样他怎么能够为孔子的门下得所称道呢?

“齐桓公这样,齐国没灭亡反而称霸诸侯,这是为什么呢?”

答道:“哎呀!那齐桓公掌握了治理天下的重要关键,谁还能灭掉他呢?他毫不怀疑管仲的才能,坚定不疑地把国家托付给他,这是天下最大的明智。安定后忘掉了自己危急时的愤怒,忘记了管仲曾经射了自己一箭,最终把管仲尊称为仲父,这是天下最大的决断。把管仲尊称为仲父,这样国内的亲族就没有人敢嫉妒他了;又给他高氏、国氏那样的尊贵地位,这样朝廷上的大臣没有谁敢怨恨他;给他三百社的封地,而富人没有谁敢与他为敌;高贵的、卑贱的、年长的、年轻的,都非常有秩序地随着齐桓公去尊重他;这些都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关键。诸侯只要掌握了像这样的一个关键,就没有人能灭掉他;何况齐桓公全部掌握了这几个关键,又怎么可能被灭掉呢?他称霸诸侯,是理所当然的啊,不是侥幸得来的,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啊。

“但是孔子门下的弟子,即使五尺高的童子,也耻于谈说五霸。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五霸不把政治教化作为治国的根本,没有尽力推崇礼仪,教化人民,不能使人心悦诚服;他们只是些注重方法策略,合理安排作息,使人民积蓄财物,加强战备因而能打败他们的敌人,他们依靠计谋取胜,以谦让来掩饰争夺,以仁之名来追求实利,他们是小人中的佼佼者,这样的人怎么会被孔子门人称道呢?”

那王者就不是这样:他们自己极其贤能,能够去救助不贤的国君;自己极其强大,能够宽容弱国;一旦开战,就必定能够使对方危亡,但却耻于和那些国家争斗;把完备的立法制度公布天下,实行暴力的国家自然就会转变;如果还有祸国殃民、谬误乖戾的,然后再去谴责惩罚他。所以圣王消灭的国家很少。周文王只讨伐了四个国家,而周武王只消灭了两个国家,周公完成了周朝称王天下的大业,到了周成王的时候就没可消灭的国家了。那礼义之道难道就不能实行了么?文王实行了礼义之道,虽然只占有百里见方的国土,但天下被他统一了;夏桀,商纣王抛弃了礼义之道,虽然实力雄厚得掌握了统治天下的权力,却不能像平民百姓那样得到寿终。所以,善于利用治国之道,百里见方的国家也可以独立于世,不善于利用治国之道,就会象楚国那样,即使土地广阔也会为秦国所役使。所以,君主不致力于掌握治国之道而只求扩展他的权势,这就是他危亡的原因。”

保持尊、守住官位、终身不被人厌弃的方法是:君主尊敬你,你就恭敬而谦退;君主信任喜你,你就谨慎谦虚;君主专任自己,你就谨慎守职而详明法度;君主接近自己,你就顺从而不邪恶;君主疏远你,你要保持专一而不背叛;君主斥退自己,你恐惧而不怨恨;地位高贵,也不奢侈过度;君主信任,不忘记避嫌疑;担负重任,不独断专行;财利到来,自己的功绩尚不足以享有它,就必须辞让之后才接受;幸福之事来临,就适当地对待它,灾祸之事来临,就冷静地去处理它;富裕了就广泛实行恩惠,贫穷了就节约费用;要可以处贵,可以处贱,可以处富,可以处贫,可以杀身成仁却不可以去做坏事,这便是保持尊,居守官位,终身不被人厌弃的方法。即使处在贫穷孤立的境况下,也能按照这种方法去做,这样就可称为吉祥的人。《诗经》上说:“人民戴武王这个人,能够顺应祖先的德行。永远心怀忠孝之心,继承父业多修明!”说的就是这种人啊。

寻求妥善地身居要位,掌握重要的权力,能够在万乘大国独自拥有君主的恩而又不会有后患的方法是:最好和君主同心同德,引进贤人,广施恩惠,消除怨怒,不去妨害别人。自己的能力能够担负起这重大的职务,那就谨慎地奉行上述这种方法;自己的能力如果不能够胜任这一职务,而且怕因此而失去君主对自己的,那就不如及早和君主同心同德,推荐贤人,把职务让给能人,而自己则心甘情愿地追随在后。如果这样,得到君主的恩就必定荣耀,失去君主的恩也肯定没有罪过。这是侍奉君主者的法宝,而且也是没有后患的方法。所以聪明人做事,圆满时考虑不足,顺利时考虑艰难,安全时考虑危险,多方面做好准备,仍然怕遭到祸害,这样即使办了很多事情也不会失误。孔子说:“机智而又遵守法度,就一定能做得恰到好处;勇敢而又善于跟别人合作,就一定能胜利;学识渊博而又谦虚,就一定会有德才。”说的就是这种道理。愚蠢的人与此相反:他们身居要职,独揽大权,喜欢独断专行,而嫉妒贤能,压制有功的人,排挤有罪过的人,骄傲自满轻视与自己有旧怨的人。为人吝啬,不能对下施加恩惠;为了抬高自己而妨害了别人,这样的人要是没有危险,可能吗?所以,这种人职位高贵就会有危险,权势大就会会被罢免,虽然独受却一定会遭到耻辱,这是可以立刻到来的,是不用一顿饭的工夫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毁害他的人多而扶持他的人少啊。

在天下处处能行得通的办法,用来侍奉君主就一定会通达,用它来做人就必定会圣明。确立礼法为最高的准则而不三心二意,然后用恭敬的态度来引导它,用忠信来统率它,小心谨慎地实行它,端正诚实地保护它,如果遇到了困难就顺从它,并反复强调它;即使君主不了解,不重用自己,也不怨恨,即使功劳很大,也不夸耀自己;少提要求,多立功劳,敬君主始终不倦。用这种方法侍奉君主就必然通达,用它来做人就一定会圣明,这就叫做天下通行的办法。

年轻的侍奉年长的,卑贱的侍奉高贵的,不贤的侍奉贤能的,这是天下的普遍原则。有些人地位不在别人之上,而已处在人下为耻,这是邪之人的想法。思想上没有除掉邪的念头,行动上没有消除邪的方法,却企求得到君子、圣人的名声,这就好像是趴在地上去天,要救上吊的人却去拉他的脚,这必定是行不通的,这样就会愈去愈远。所以,君子要根据时势变化,需要忍耐时候就忍耐,容许施展抱负时候就施展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