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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翻译)

【原文】

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 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异也,知愚分。埶同而知异,行私而无祸,纵 欲而不穷,则民心奋而不可说也。如是,则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则功名未 成也;功名未成,则群众未县也;群众未县,则君臣未立也。无君以制臣,无上以 制下,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故百技所成,所以养 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群居而无分则争;穷者患 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强胁弱也,知惧愚也,民下违上, 少陵长,不以德为政:如是,则老弱有失养之忧,而壮者有分争之祸矣。事业所恶 也,功利所好也,职业无分:如是,则人有树事之患,而有争功之祸矣。男女之合, 夫妇之分,婚姻娉内,送逆无礼:如是,则人有失合之忧,而有争色之祸矣。故知 者为之分也。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 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 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 仁圣贤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此无他故焉,生于节用裕民也。不知节用 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 而或以无礼节用之,则必有贪利纠譑之名,而且有空虚穷乏之实矣。此无他故焉, 不知节用裕民也。康诰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谓也。

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故天子袾裷衣冕,诸侯玄 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由士以上则必以 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 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时臧余,谓之称 数。故自天子通于庶人,事无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无幸位,民无幸生。” 此之谓也。轻田野之赋,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 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 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 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贵之者,是贵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异之 也,故使或美,或恶,或厚,或薄,或佚或乐,或劬或劳,非特以为泰夸丽之声, 将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顺也。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贵贱而已, 不求其观;为之钟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欢、定和而已,不求 其余;为之宫室、台榭,使足以避燥湿、养德、辨轻重而已,不求其外。诗曰: “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纲纪四方。”此之谓也。

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以为泰 也,固以为主天下,治万变,材万物,养万民,兼制天下者,为莫若仁人之善也夫。 故其知虑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则治,失之则乱。百 姓诚赖其知也,故相率而为之劳苦以务佚之,以养其知也;诚美其厚也,故为之出 死断亡以覆救之,以养其厚也;诚美其德也,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以藩 饰之,以养其德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愉 者,无它故焉,其所是焉诚美,其所得焉诚大,其所利焉诚多。诗曰:“我任我辇, 我车我牛,我行既集,盖云归哉!”此之谓也。

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 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埶,待之而后安;百姓之寿, 待之而后长;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男女不得不欢。少者以长,老者以养。 故曰:“天地生之,圣人成之。”此之谓也。

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赋,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 以难其事。不然而已矣:有掎絜伺诈,权谋倾覆,以相颠倒,以敝之。百姓晓然 皆知其污漫暴乱,而将大危亡也。是以臣或弒其君,下或杀其上,粥其城,倍其节, 而不死其事者,无他故焉,人主自取之。诗曰:“无言不雠,无德不报。”此之谓 也。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亩,刺屮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 守时力民,进事长功,和齐百姓,使人不偷,是将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 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孰,是天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之,兼而制之,岁 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餧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

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 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 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剸车;鼋、鼍、鱼、鳖、鳅、鳣以 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 不可胜数也。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齿 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夫有余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

天下之公患,乱伤之也。胡不尝试相与求乱之者谁也?我以墨子之“非乐”也, 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非将堕之也,说不免焉。墨子大有 天下,小有一国,将蹙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瘠则不足欲;不足欲 则赏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少人徒,省官职,上功劳苦,与百姓均事 业,齐功劳。若是则不威;不威则罚不行。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也;罚不行, 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贤者不可得而进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则能不能不可 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 敖然,若烧若焦,墨子虽为之衣褐带索,嚽菽饮水,恶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 其原,而焦天下矣。

故先王圣人为之不然:知夫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 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故必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竽, 弹琴瑟,以塞其耳;必将錭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将刍豢稻粱,五味芬 芳,以塞其口。然后众人徒,备官职,渐庆赏,严刑罚,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 属,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是于也,故其赏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举在是于也,故 其罚威。赏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 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 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术诚 行,则

(缺两行)

撞钟击鼓而和。诗曰:“钟鼓喤喤,管磬玱玱,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 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此之谓也。故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而弥贫,非斗而 日争,劳苦顿萃,而愈无功,愀然忧戚非乐,而日不和。诗曰:“天方荐瘥,丧乱 弘多,民言无嘉,憯莫惩嗟。”此之谓也。

垂事养民,拊循之,唲呕之,冬日则为之饘粥,夏日则为之瓜麮,以偷取少顷 之誉焉,是偷道也。可以少顷得民之誉,然而非长久之道也;事必不就,功必不 立,是治者也。傮然要时务民,进事长功,轻非誉而恬失民,事进矣,而百姓疾 之,是又偷偏者也。徙坏堕落,必反无功。故垂事养誉,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 不可。皆道也。

故古人为之不然:使民夏不宛喝,冬不冻寒,急不伤力,缓不后时,事成功立, 上下俱富;而百姓皆其上,人归之如流水,亲之欢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愉者, 无它故焉,忠信、调和、均辨之至也。故国君长民者,欲趋时遂功,则和调累解, 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说乎庆赏矣;必先修正其在我者,然后徐责其在人者,威乎 刑罚。三德者诚乎上,则下应之如景向,虽欲无明达,得乎哉!书曰:“乃大明服, 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谓也。

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民不惩;诛而不赏,则勤厉之 民不劝;诛赏而不类,则下疑俗险而百姓不一。故先王明礼义以壹之,致忠信以 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潢然兼覆 之,养长之,如保赤子。若是,故邪不作,盗贼不起,而化善者劝勉矣。是何邪? 则其道易,其塞固,其政令一,其防表明。故曰:上一则下一矣,上二则下二矣。 辟之若屮木枝叶必类本。此之谓也。

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不而用之,不如而后用之之功也。 利而后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而后用之,不如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 不利也,而不用也者,取天下者也。利而后利之,而后用之者,保社稷者也。 不利而利之,不而用之者,危国家者也。

观国之治乱臧否,至于疆易而端已见矣。其候缴支缭,其竟关之政尽察--是 乱国已。入其境,其田畴秽,都邑露--是贪主已。观其朝廷,则其贵者不贤;观 其官职,则其治者不能;观其便嬖,则其信者不悫--是闇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 之属,其于货财取与计数也,顺孰尽察;其礼义节奏也,芒轫僈楛--是辱国已。 其耕者乐田,其战士安难,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礼,其卿相调议--是治国已。 观其朝廷,则其贵者贤;观其官职,则其治者能;观其便嬖,则其信者悫--是明 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属,其于货财取与计数也,宽饶简易;其于礼义节奏也, 陵谨尽察--是荣国已。贤齐则其亲者先贵,能齐则其故者先官,其臣下百吏,污 者皆化而修,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悫--是明主之功已。

观国之强弱贫富有征验:上不隆礼则兵弱,上不民则兵弱,已诺不信则兵弱, 庆赏不渐则兵弱,将率不能则兵弱。上好功则国贫,上好利则国贫,士大夫众则国 贫,工商众则国贫,无制数度量则国贫。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田野县鄙者, 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 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 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故禹十 年水,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十年之后,年谷复熟,而陈积有余。是无它故 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故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谓国蹶。伐 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恶也,则其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以国 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谓至贫,是愚主之极也。将以取富而丧其国,将以 取利而危其身,古有万国,今有十数焉,是无它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君人者亦 可以觉矣。百里之国,足以独立矣。

凡攻人者,非以为名,则案以为利也;不然则忿之也。仁人之用国,将修志意, 正身行,伉隆高,致忠信,期文理。布衣紃屦之士诚是,则虽在穷阎漏屋,而王公 不能与之争名;以国载之,则天下莫之能隐匿也。若是则为名者不攻也。将辟田野, 实仓廪,便备用,上下一心,三军同力,与之远举极战则不可;境内之聚也保固; 视可,午其军,取其将,若拨麷。彼得之,不足以药伤补败。彼其爪牙,畏其仇 敌,若是则为利者不攻也。将修大小强弱之义,以持慎之,礼节将甚文,圭璧将甚 硕,货赂将甚厚,所以说之者,必将雅文辩慧之君子也。彼苟有人意焉,夫谁能忿 之?若是,则忿之者不攻也。为名者否,为利者否,为忿者否,则国安于盘石,寿 于旗翼。人皆乱,我独治;人皆危,我独安;人皆丧失之,我按起而治之。故仁人 之用国,非特将持其有而已也,又将兼人。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 忒,正是四国。”此之谓也。

持国之难易:事强暴之国难,使强暴之国事我易。事之以货宝,则货宝单,而 交不结;约信盟誓,则约定而畔无日;割国之锱铢以赂之,则割定而欲无厌。事之 弥烦,其侵人愈甚,必至于资单国举然后已。虽左尧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 者也。譬之是犹使处女婴宝珠,佩宝玉,负戴黄金,而遇中山之盗也,虽为之逢蒙 视,诎要挠腘,君卢屋妾,由将不足以免也。故非有一人之道也,直将巧繁拜请而 畏事之,则不足以持国安身。故明君不道也。必将修礼以齐朝,正法以齐官,平政 以齐民;然后节奏齐于朝,百事齐于官,众庶齐于下。如是,则近者竞亲,远方致 愿,上下一心,三军同力,名声足以暴炙之,威强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挥,而强暴 之国莫不趋使,譬之是犹乌获与焦侥搏也。故曰:事强暴之国难,使强暴之国事我 易。此之谓也。

【翻译】

天地万物,同在一个空间,但形体各不相同,它们没有固定的用处,却对人们都有用,这是一条自然的规律。人类群居在一起,同样有追求,但要求获得满足的方法却不一样,同样有欲望,但满足欲望的智慧却不同,这是人的本。人们对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就这一点来说,聪明人和愚蠢的人是相同的;但是人们对于肯定的事物有所不同,从这一点上来说,聪明人和愚蠢的人是有区别的。如果人们地位相同而智慧不同,谋取私利而不受惩罚,放纵私欲而没有止境,那么人们将奋起争斗,而不可说服了。如果这样,那么有智慧的人就无从治理;有智慧的人不能治理,他们就不能建功立业,功名就不能成就;功不成,业不就,那么人们之间就不能分辨尊卑、贵贱、上下等级;人群没有等级差别,那么君主与臣下的关系就不能确立。没有君主来统制臣子,没有上级来控制下级,那么天下的祸害就会因为各人的为所欲为而不断发生。人们都喜或厌恶同样的东西,但是喜的多而东西却少,东西少就会发生争夺。所以每一个人的生活需要要靠各种行业的物品供养。但是一个人不可能兼通各种技艺,一个人也不可能同时管理各种事物。所以人不能脱离社会,否则就会陷入困境,但如果群居而没有名分规定,争斗就会产生。要挽救忧患,排除灾祸,没有比明确职分和等级差别更好的了。强大的胁迫弱小的,聪明的畏惧愚蠢的,下层民众违反君主,年少的欺凌年长的,不根据礼义道理来治理政事,像这样,那么年老体弱的人就会有无人扶养的忧虑,而身强力壮的人也会有分裂相争的祸患了。人们对事业都很厌恶,对功名利益都很喜欢,如果各人的职事没有名分规定,那么事情就会难以兴办,人们就有互相争夺功劳的忧虑。男女的结合,夫妇的区别,结婚、定亲、迎亲如果没有礼制规定,那么人们就会有失去婚配的忧虑,而有争夺女色的祸患了。所以聪明的人给人们制定了名分。

使国家富足的途径:节约费用,富裕民众,并妥善贮藏盈余。节省费用必须按照所规定的等级标准执行,使人民宽余必须依靠政治上的各种措施。节约费用必定就有剩余的财物,使人民宽余人民就能富足。人民富足了,那么农田就会得到治理,多施肥,得到心的耕作;这样生产出来的谷物就会增长上百倍。国君按照法律规定征税,而臣民按照礼制规定节约使用。这样,余粮就会堆积如山,即使时常被烧掉,也还是多得没有地方贮藏。君子何必忧虑没有盈余呢?所以,知道节约费用,使民众富裕,就一定会获得仁义善良的美名,而且还会拥有堆积如山的财富。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在于节约费用、使人民宽裕。不知道节约费用,使民众富裕,就会使人民贫穷;人民贫穷,农田就会贫瘠、荒芜;农田贫瘠而且荒芜,那么生产的粮食就达不到正常收成的一半。这样,即使国君大肆侵占掠夺,得到的还是很少;如果还不按照规定节约使用它们,那么国君就会有贪利剥取的名声,而且粮仓也会空虚匮乏。这没有其他的缘故,而是因为不懂得节约费用,富裕民众。《康诰》上说;“庇护民众,就像上天覆盖大地,遵行礼义,顺从德行,就能使你得到富裕。”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礼制,贵贱有一定的等级,长幼幼一定的秩序,贫富尊卑都有都各有的规定。所以天子穿红色的龙袍,戴礼帽,诸侯穿黑色的龙袍,戴礼帽,大夫穿裨衣、戴礼帽,士人戴白鹿皮做的帽子,穿白色褶子裙。品德和地位一定要相称,职位与俸禄一定要相称,俸禄与费用一定要相称。从士以上就必须用礼义和音乐来约束调节,对群众百姓就必须用法度去统制他们。根据土地大小分封诸侯国,计算收益多少来使用民众,根据能力大小授予工作;役使人民,必定使他们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役使他们就能产生收益,这种收益又足够用来养活民众,普遍地使他们穿的、吃的以及各种费用等支出能和收入相抵,一定及时地把他们多余的粮食财物储藏起来,这叫做合乎法度。所以,从天子到老百姓,不管事情大小,也不管事情多少,都以此类推。所以说:朝廷上没有侥幸获得的官位,没有游手好闲而侥幸获得生存百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减轻田赋,适当征收关卡集市的税收,减少商人的数量,少举办劳役工程,不夺农时,这样,国家就能富足。这就叫用政令使民众富足。

人的生存,离不开社会群体,但社会群体没有等级名分就会发生争斗,有争斗就会产生混乱,一产生混乱就会陷入困境。所以没有等级名分,是人类的大灾难;有等级名分,是天下的根本利益;而君主,就是掌管这种区分的中枢。所以赞美君主,这就是赞美天下的根本;维护君主,这就是维护天下的根本;尊重君主,这就是尊重天下的根本。古代的帝王把民众分成不同的等级,所以使有的人受到褒奖,有的人受到惩罚,有的人待遇优厚、有的人待遇微薄,有的人安逸快乐、有的人终日劳苦,这并不是故意制造荒、骄横、奢侈、华丽,而是要用它辨别贵贱,彰明礼仪制度。所以雕刻制作各种金玉木器,在礼服上绣上各种文饰,只是为了能够彼此辨别贵贱身份,并不追求美观。设置了钟、鼓、管、磬、琴、瑟、竽、笙等乐器,用来区别吉事凶事,用来一起欢庆,制造一种和谐的气氛而已,并没有其他目的;建造宫、室、台、榭,使它们足以避免燥湿,保养德而已,并不是追求别的。《诗经》上说:雕琢的是纹章,金玉就是本质。我们的君王勤勤恳恳,治理着四面八方。”说的就是这个。

至于穿华丽的衣服,享用美味的食品,积聚丰厚的财物而控制它,使整个天下都归自己统治,这不是故意制造奢侈和骄横,而是为了统一天下,处理各种事变,利用万物,养育民众,使天下人都得到利益的,这实在没有比仁德的君子更的了。所以,仁人君子的智慧足够治理天下,他的仁厚足以安抚民众,他的德政足以感化民众。得到民心,天下就安定了;失去民心,天下就混乱。民众确实是要依靠他的智慧,所以才成群结队地替他劳动来使他得到安逸,以此来保养他的智慧;民众确实是赞赏他的仁厚,所以才决死战斗保卫他,以此来保养他的仁厚,民众确实提高他的德行,所以为他雕制各种图案的器具、制作华丽的服饰,以此来保养他的德行。所以仁人君子处在君位上,老百姓尊重他就像尊重上帝一样,敬他就像敬父母一样,心甘情愿为而死,这并没有别的原因,因为他所确定的主政令太好了,他所取得的成就实在大,他给人民带来的好处实在太多。《诗经》上说:我们背着东西,我们拉着车,我们驾驶着车子,我们牵着牛,我们运输完了,就吩咐我们都回去。”说的就是这个。

所以说:君子要靠德行,小人要靠劳力。用力的人要受用德的人役使的。百姓的劳动,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得以完成;百姓的合群生活,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和睦,百姓的财物,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积聚起来,百姓的地位,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安定,百姓的寿命,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长久。没有君子的教化,父子之间就不能相互亲,兄弟之间就不能和睦,夫妻之间就不能互相欢悦。青少年依靠他的教化长大成人,老年人依靠他的教化颐养天年。所以说:“天地养育了他们,圣人成就了他们。”说的就是这个。

现在的这个世界却不是这样。上面的人苛刻的搜刮掠夺百姓的财产,加重对田赋抢夺百姓的粮食,加重关税阻挠百姓的贸易活动。不仅仅是这样,他们还用胁迫、讹诈、权谋等手段互相颠覆,来摧残百姓。百姓明明知道,他们的污秽肮脏残暴乱将给国家带来极大的灾难。这样,就有臣子杀死君主的,下级杀死上司的,出卖城池、违反节而不为君主的事业卖命的,这没有其他的原因,君主自作自受啊。《诗经》上说:“说话就会有应答,施恩惠就会有报答。”说的就是这个。

使天下富足的原则在于明确职分。开垦田地,整顿田地,铲除杂草,种植谷物,施加肥料使土地肥沃,这是农民百姓的事情。掌握农时,鼓励农民,促进生产,增加收益,使百姓和睦,使人们不偷懒,这是将帅的事情。使高地不干旱,洼地不受水涝,使寒暑节令适宜,使五谷按时成熟,这是上天的事情。至于普遍地保护百姓,普遍地抚百姓,全面管理百姓,即使有旱涝灾害,也使百姓没有饥寒交迫的祸患,这是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的事情了。

墨子的言论,非常担心天下人的物用不足。但他担心的物用不足,并不是天下人民共同的祸患,而只是墨子个人过分的忧虑。现在那土地上生长五谷,如果人们善于管理它,那么每亩田就可以出产几盆谷物,一年可以收获两次;此外,瓜、桃、枣、李等每一棵的收获也得用盆来计算;其次,各种蔬菜也多得数不清;其次,各种家畜与猎取的禽兽都肥大得一只就要独占一车;鼋、鼍、鱼、鳖、泥鳅、鳝鱼按时繁殖,养育的洋洋成群;再次,飞鸟、野鸭、大雁之类多得就像烟雾覆盖在大海上;还有,昆虫和各种各样的生物生长在天地之间:可以供养人的东西多得不能尽举。天地长出万物,本来就绰绰有余,足够用来供人食用了;丝麻和鸟兽的皮革等等,本来就丰富有余,足以供给人民使用的了。所以物用不足,并不是天下共同的祸患,只是墨子个人的过分的忧虑啊。

天下共同的祸患,是混乱所造成的。为什么不试着寻找一下是谁造成这种混乱的呢?我认为,墨子非乐的主张会使天下混乱,他主张节用,那么天下就会贫穷。这并不是故意毁谤墨子,而是因为他的主张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种结论。如果让墨子掌管天下,或者是诸侯国,就会忧心忡忡的穿粗布衣服、吃劣质食品,忧愁地反对音乐。这样,那么生活享受就很微薄:生活微薄,就不值得追求,不值得追求,那么奖赏就不能实行。如果墨子让掌管天下,或者是诸侯国,就会减少仆从,简官职,崇尚辛勤,与老百姓做同样的事情。这样,君主就没有权威;君主没有权威,有罪的人就得不到处罚。赏赐不能实行,贤人就不可能得到进用;不能处罚,那么不贤的人就不可能遭到罢免。贤人不能得到任用,不贤的人不会遭到罢免,那么有能力的和没有能力的都不能得到适当任用。这样,万物就会不协调,突发的事件就得不到相应的处理;在上,错失天时,在下,丧失地利,在中则失掉人和;天下遭受的煎熬就如同烧焦了一般;虽然墨子只穿粗布衣服,粗绳做腰带,吃豆叶,喝白水,又怎么能使人民富足呢?既然已经伤害它的根本,断竭了它的源头,因而天下的财物枯竭了。

所以,古代的帝王圣人就不这样做,他们知道那当君主的,如果不美化、不装饰就不能够统一民心,不富足、不丰厚就不能够管理臣民,不威严、不强大就不能够禁止残暴、战胜凶悍。所以一定要敲大钟、打响鼓、吹笙竽、弹琴瑟来满足自己耳朵的需要,一定要在器物上雕刻花纹、在礼服上绘制图案来满足自己眼睛的需要,一定要用各种肉食、细粮,以及各种美味佳肴来满足自己口胃的需要,此外,增加随从,配备官职、加重奖赏、严厉刑罚,以儆戒人们的内心,使天下人民都知道自己所希望得到的全在这里了,因此奖赏就能实行;都知道自己所畏惧的全在这里了,因此处罚就能产生威严。奖赏能实行,处罚有威力,那么贤人就能得到任用,不贤的人就会遭到罢免,有才能和没有才能的人就能得到恰当的职位。这样,那么万物就能协调,突发的事件就得到相应的处理,在上,可得到天时,在下,可得到地利,在中间则可得到人和,于是财物就像急流一样滚滚而来,浩浩荡荡就像江河海洋,高大堆积如同高山,即使时常被烧掉,也还没处贮藏,那还怎么担心财物不够呢?所以儒术如果真能实行,天下就会平安富足,役使百姓就会有成效。敲钟打鼓也能和谐。《诗经》上说:“钟鼓冬冬,管磬锵锵,天降幸福。上天赐福宽又广,仪容威严端庄。酒醉饭饱,功德无量,大福大贵到来,万年不息。”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因此,如果真的实行了墨子的学说,天下就崇尚节俭,而结果却越来越贫穷,反对争斗却天天争斗,劳累困苦却无成效,愁眉苦脸地反对音乐,而人民却更加不和睦。《诗经》上说:“上天正在降下灾难,丧亡祸乱非常多。人民没有好话,你怎么不加惩罚。”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不管政事而用小恩小惠养育民众,抚慰他们,护他们,冬天就给他们准备稀饭,夏天就给他们供应瓜果、大麦粥,用这个来换取一点点名誉,这是一种苟且的做法;它可以暂时得到邪之人的赞誉,然而这不是长久之计;这样,就不能成就事业,建立功绩,这是用邪之法治国。尽力争取农时,役使农民快速发展生产,增加功效,不顾毁掉名誉,失去民心,结果事业有成,但百姓却都怨恨他,这又是一种极端的行为;这种人将趋于毁坏衰败,肯定一事无成。所以放下事业而沽名钓誉,不行;只要成功而不顾民众,也不行;这些都是邪不正的办法。

古人就不是这样做。古代的君主夏天不让人民中暑,冬天不让他们挨饿受冻,紧急的时候不伤民力,缓和的时候不失时令,这样就会事业成就、功绩卓著,君臣上下都很富足,而百姓也都戴君主,归附人们他就像水流入海,亲近他就像亲近父母,情愿为他出生入死,这没有其他的原因,这是因为君主极其忠信,调和,公平。所以统治国家领人民的君主,要想争取时间成就功业,那么调和无为,能比急切从事收效更快;忠信公平,能比赏赐表扬更讨人喜欢;一定先纠正那些在自己身上的缺点,然后慢慢地去责备那些在别人身上的缺点,这比使用刑罚更有威力。如果君主真能实行这三种德行,那么人民就会积极响应,即使不想显耀通达,可能吗?《尚书》上说:“如果君主非常英明,民众就会尽心尽力,协调而又迅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不进行教化,而使用刑罚,刑罚用得多就会混乱,却不能克服邪恶;但只教化而不实行惩罚,邪恶的人就得不到惩罚;只进行惩罚而不实行奖赏,勤恳的人就得不到鼓励,如果奖惩不一致,那么民众就会疑虑、风俗险恶,人民的行动就不会一致。所以古代的圣王彰明礼仪来统一民众;努力做到忠信来护民众;尊崇贤人任用贤能来安排各级职位,用爵位,服饰、表扬、赏赐去反复激励他们;根据时节安排他们的劳动、减轻他们的负担来调剂他们;广泛普遍地庇护他们,抚养他们,就像保护初生的婴儿一样。如果这样,诈邪恶之人就不敢做坏事,盗贼就不会出现,而归依善道的人就受到鼓励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古代圣王的方法平易可行,他灌输给人们的思想很牢固,他的政令严谨一致,他的赏罚规定明确。古语说:“上面结一致,下面就一心一意;上面三心两意,下面也就离心离德;就好比草木,它的枝叶要有它的根决定。”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不给人民利益,反而所取于民,不如先使他们得利,然后再从他们身上索取更为有利。不护民众而使用民众,不如护他以后再使用他们更有成效。给予利益后再索取利益,不如只护而不使用更有功效。护民众以后再使用他们,不如护他们而不使用他们更有成效。使民众得利而不索取,护民众而不役使民众,这样,国君就能得到天下了。使民众得利以后再索取,护民众以后再役使,这样的国君能够保住国家。不使民众得利而还索取无度,不护民众而还役使没有节制,这样的国君只能使国家危险。

看一个国家治乱的好坏,来到它的边界,就可以看出端倪。如果哨兵来回巡逻,边境检查非常繁琐,这个国家就很混乱。进入国境,田地荒芜,城镇破败,这个君主就很贪婪。看他的朝廷,尊贵的并不贤明;考察他的官员,处理政事的并无才能,观看他的亲信,他们并不诚实,这就是个昏君了。凡是君臣百官,对于财货的收取和支出,进行十分细的检查,而对于礼义制度,却茫然无知,漫不经心,这是个受人凌辱的国家国家。农民乐意耕作,战士不避危难,百官依法行事,朝廷崇尚礼义,卿相政论协调,这就是个治理得好的国家了。观察他的朝廷,贤者位尊;考察他的官员,能者任事,看看他左右,皆为诚实,这就是个英明的君主了。凡是君臣百官,对于财货收支的计算,宽容大方简略便易;对于礼义法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这就是个光荣的国家了。如果贤德相等,那么有亲戚关系的人先尊贵,能力相同,那么有旧关系的人先任用。这样的臣子官吏种,就会有受到教化而改正,凶狠强暴的受到教化变得朴实善良,狡猾诈的也因受到教化而诚实,这就是英明君主的功劳了。

观察一个国家的强弱、贫富,有一定的征兆:君主不崇尚礼义,他的兵力就衰弱;君主不护民众,他的兵力就衰弱;君主不讲信用,他的兵力就衰弱;奖赏不厚重,他的兵力就衰弱;将帅无能,他的兵力就衰弱。君主好大喜功,他的国家就贫穷;君主喜欢财利,他的国家就贫穷;官吏众多,他的国家就贫穷;工人商人众多,他的国家就贫穷;没有规章制度,他的国家就贫穷。民众贫穷,君主就贫穷;民众富裕,君主就富裕。所以,田野和乡村是财物的根本;粮囤地窖谷仓米仓是财物的末节。百姓顺应天时,耕作适宜,这是钱财的源头;按照等级征收的赋税和国库,是钱财的支流。所以英明的君主必定谨慎地顺应时节的变化,节流开源,时常谨慎的考虑这些问题,使天下的财富绰绰有余,国家就不再担忧财物不够了。如果这样,那么上下都富足,双方都没有地方来储藏财物,这是懂得国计民生达到了顶点。所以,即使禹时碰上了十年水灾,商汤时遇到了七年旱灾,但天下的人民没有遭受饥饿的苦难,十年以后,谷物又丰收了,而原来储备粮还有节余。这并没有其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懂得了本末、源流的关系啊。所以,田野荒芜了,但国家的粮仓很充实,百姓很贫乏,但国家仓库却满满的,这就叫做国家灭亡。断绝了根本,枯竭了源头,把财物都归并到国库中,然而君主、宰相还不知道危险,那么他们的灭亡很快就要来到了。用整个国家的财货供养他,还是不能够容纳他这个人,这叫做极其贪婪,是最愚蠢的君主。本来希望富有,可是因此丧失了国家;本来希望得到利益,可是因此危害了自身;古时有上万个国家,现在只有十几个了,这没有其他的原因,他们丧失国家的原因只有一个。统治人民的君主,也应该觉悟了。

百里见方的小国,完全能够独立存在的。凡是进攻别国的,不是追求名誉,就是谋取利益;否则,就是为了发泄私愤。

仁德的人治理国家,要修养自己的意志,端正自己的行为,达到崇高的政治境界,做到忠厚有信用,使礼仪制度极其完善。身穿布衣、脚穿麻鞋的读书人,真能做到这样,即使住在偏僻的里巷、简陋的房屋理,天子诸侯也不能与他争夺名望,如果让他治理国家,天下就没有谁能埋没他的德行。如果这样,那么追求美名的就不会攻打他了。这样的人在国内当权,就会开垦田野,充实仓库,改进器械装备,上下一心,三军共同努力。用这个来远征苦战,那肯定不行;在国内囤积兵力,保卫巩固,情况许可,便会迎击,擒获敌方将领,就像掰断麦芽一样容易;战争中得到的东西,不够医治创伤,补充打败仗的损失。他们惜自己的将领,而惧怕自己的仇敌,如果这样,那么谋取利益的就不会来攻打了。这样的人在国内当权,就会履行小国同大国,强国同弱国的道义,礼节将十分完善,会见时赠送的玉器将很大,贡献的财物将非常丰厚,所用的说客是文词优雅,聪慧善辨的君子。如果他能通情达理,谁还能怨恨他呢?如果这样,那么心怀怨恨人就不会来攻打他了。

求名的不来攻打,谋利的不来攻打,发泄怨愤的也不来攻打,国家稳固的就会像磐石一样,长寿如同恒星。别的国家都混乱,只有我治理得好;别的国家都危险,只有我安稳;别的国家都丧权失国,我便起来制服他们。所以讲究仁德的人治理国家,不仅是要保住他的国家,还要兼并别人的国家。《诗经》上说:“我们理想的君子,它是坚持道义不变更。他的道义不变更,他就能安定四方的国家。”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保住国家的难易是:侍奉强暴的国家难,但让强暴的国家侍奉自己容易。如果用财宝侍奉强暴的国家,财宝用完了,可是邦交仍然不能建立;和他们结盟,订立条约,可是没几天他们就背信弃义了;割让国家领土去贿赂他们吧,他们的欲望却不能满足。对他们越依顺,他们就变本加厉,一定要到财物送光,国家全部拿来送给他们,才肯罢休。如果这样,即使有尧、舜的辅助,也没有能靠这种办法幸免。这就好像一个系着宝珠,佩着宝玉,背着黄金的姑,碰上了山中的强盗,即使对他只敢眯着眼睛看,弯腰、屈膝,像家里的婢妾,仍将不可避免那厄运。所以,如果没有使人民结抗敌的办法,只靠花言巧语、跪拜请求,诚惶诚恐地侍奉他们,是仍然不能保持国家、保护自己的。所以英明的君主不这样做,他必定修饬礼节,严肃法令,整顿百官,公正地处理政事,整治民众,然后才能够礼节整齐,各种事情治理得有条不紊,群众齐心合力。这样,邻近国家就会争先恐后地来亲近,远处的人民愿意归顺,上下一心,三军共同努力;名声足够威慑他们,武力足够惩处他们;从容地指挥,那些强暴的国家没有不受驱使的;这就好像是大力士乌获与矮子焦侥搏斗一样。所以说:侍奉强暴的国家难,但让强暴的国家侍奉自己容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