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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凤凰卫视刘长乐对话

人物简介:

星云大师:台湾佛教界宗师。

刘长乐: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

我们有什么可自卑的呢

刘长乐:曾经有人提出,我们到底该用谁的方式生活?现在,这确实是一个需要全社会深入思考的问题。

星云大师:谁都不能代替自己。

刘长乐:是的。就像在海外的华人一闻到中国菜的味道就会难以自已;就像在国外见到神闲气定、身着对襟长衫的中国老者,总会油然而生亲切和感动;就像大年三十鞭炮齐鸣的时候,我们无论在哪里,都想要奔回家去吃妈妈包的饺子一样——这些渗透骨髓的冲动,其实都是传统文化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悄然留下的印记。

正如佛说“人人皆有佛性”,其实每个中国人都有一颗中国心。只是,当我们在车水马龙的都市里仓促奔走,在灯火绚烂的繁华街头寂寞徜徉的时候,常常会因迷惑而忘记了自身的价值。

肯德基真的就比佛跳墙好吃吗?拳击真的比太极好看吗?西服牛仔真的比长衫舒适吗?为什么我们会如此轻易地认同陌生人而摒弃自己?

星云大师:中国文化博大深,我们有什么可自卑的呢?倘若不能重视自己的文化,我们不就是那个守着万贯家财还喊饿的孩子吗?

刘长乐:几年前,中国京剧院在北京一些大学里演出时,打出了这样的广告:“同学们,吃惯了比萨饼、麦当劳,不妨也品味一下中国茶吧!”

京剧与中医、武术、国画并称为中国的“四大国粹”。半个世纪前,那些名角、“头牌”在演出时,往往万人空巷,一票难求。而在当今,年青一代往往对本土传统文化弃之如敝屣,对带洋字的文化则趋之若鹜。难怪台湾诗人余光中痛惜地说:“当你的女友改名为玛丽时,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呢?”

星云大师:人间的许多文明都曾经历过历史的大风大浪,物是人非,是常情,但也令人感到悲哀。

刘长乐:当人们把羸弱当成常态,往往连强悍的勇气都丧失了。还有些尚有斗志的人,不但没有在颓废的大环境中揭竿而起,反倒陷入更深的自怨自艾甚至歇斯底里之中。由于没有客观地认识自己失利的原因,所以也就不能准确地找到问题的根源,徒有“光复”的决心,却未必能得偿所愿。

中国人这场“文化认同危机”的总根源,就是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撼动了民族文化的根基。也就是说,我们是“不得不在文化的根基处,即观念体系和制度体制方面进行西方化的改革”。

说到这儿,我想说,在国内外,我见过许多成就颇高的华人文化艺术大师,这些人往往是一袭中式对襟衣裳,神情淡定,举止儒雅。那种华人特有的气质和风度,令人倾倒。我深信,文化就是一举手一投足中所流露出的秘密,这些生命与文化的密码,是任何形式的全球化都无法消弭的。

在冲突中学习

刘长乐:我们有很多“说”的节目,《锵锵三人行》、《有报天天读》以及《时事辩论会》等等。我们的员工说:“真理越辩越明,有时也会越辩越晕。”因为有些争论没有绝对的对与错、黑与白。在剑拔张中,最值得敬重的资质还是忍辱负重、和缓妥协,那是后退一步的胜利。

星云大师:佛教里有一种“辩经”练 ,通过辩论加深对佛法的理解。重要的不是讲什么、怎么讲,而是创造一个大家都能讲的机会。

刘长乐:《时事辩论会》是正反两方辩论,保持多元化话语空间,强调不同,还有直播网民互动的优势,打破“一个声音”的现状。所以这个节目在中国现有的新闻语境中,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在日本前首相小泉执政后期,官方和民间的中日对话渠道几乎都关闭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日本朝日电视台的制作人看了我们的《时事辩论会》,提出要跟我们辩论。这种新的对话方式,在中日关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于是在2005年8月9日,中日双方举行了第一次电视辩论《破局之辩——中日热点大 锋》,应该说有些火药味。次年又举行了第二次中日辩论会,讨论后小泉时代问题。辩论气氛更为理性,中方嘉宾没有再出现激愤情绪,更没有手指对方的场面。

日本NHK(日本广播协会)买下了《时事辩论会》全年的节目。根据日方的反馈,该节目的收视率在其外购节目中是最高的。

每段历史都是人的创作。在很多历史的关键点上,一念可以定乾坤。所以,我们更要有心怀历史的价值观。

星云大师:对于立尝意见不一样的人,其实我们应该心生欢喜,因为他们是我们最好的逆增上缘。天下是大家的,不必要求每一个人都和自己一样;世界是嘈杂的,当我们因各种原因而放弃直接沟通时,就难免横生误解。既然我们生活在千万众生共沐的光世界里,又为何将自己的心灵禁锢在历史的影里,只见扁舟不见海呢?

刘长乐:就全球视野来看,古老的希腊文明是第一次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果实,悠久的中华文明也是在黄河文明、长 文明等多种文化的冲突 融中产生的。可见,不同文明的共存与冲突是维持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哪个民族具有文化包容的气量与博采众长的智慧,哪个民族就能持续进步。

星云大师:在冲突中学习 ,冲突也会变为动力。最怕的是一潭死水。

刘长乐:1999年,“凤凰”跟拍过一个独行去西藏的新西兰年轻人迈克,做出一期专题片《迈克眼中的西藏》。我们还与英国狮子集 合拍了非常彩的专题片《中国》。慢慢地,我们找到了和西方人合作的一些秘诀。他们拍片子的角度跟我们不一样。按我们传统的模式拍《中国》,一定会从若干个大方向入手,譬如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西方人则是从具体的一个家庭、一个蒙古包、一个人切入,重视形象思维,还偏爱演绎的方式,找演员装扮秦始皇、郑和等历史人物,营造出时光倒流的真实感。最近,有一位英国制片人提出跟“凤凰”合拍“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这一专题,我们同样也强调通过具体的人、事、物来表现。这就是融合学习 的过程,是电视报道形式上的革命。20世纪80年代中期,媒体的作用是“解气”,后来是“解惑”,现在就是“解闷”、“解放”了,最重要的就是“个性回归”,强调人的价值。人的价值很具体,不是集体主义,是一个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