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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断的手

我出生在君士坦丁堡,父亲是土耳其宫廷的翻译官,他顺便做一些有利可图的买卖,推销芬芳的香精和丝绸。他给了我良好的教育,有时是他亲自给我上课,有时是他请教士给我授课。起初,他指望我有一天来接管他的商店。可是,当我显示的才能超过他的期望时,他又听从朋友的劝告,让我去学医,因为一位医生在君士坦丁堡显然要比江湖郎中幸运得多。

当时,我们家来了许多法兰克人,其中有一个劝说我的父亲,让他把我带到他的国家去,带到巴黎去,他说,在那里可以免费学医,而且可以学得最好,等他回去时,他可以给我提供出国的路费。我的父亲年轻时也常常走南闯北,他立即同意了。法兰克人告诉我,三个月以后就动身。

听到能够去领略一下异国风光,我真是喜出望外,巴不得立刻就上船。法兰克人终于做完了他的生意,准备动身了。出发的前夕,父亲带我走进他的小卧室。我看到桌子上堆放着许多漂亮的衣服和武器。此外,吸引我目光的还有一大堆金子,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金子堆在一起。父亲在那里拥抱了我,说:“瞧吧,我的儿子,我给你准备了旅途上穿的衣服。这些武器也是给你的。它们还是从前我到外国去的时候,你祖父亲自给我佩在身上的。我知道你会使用它;如果你遭到了攻击,就用它们狠狠地打击敌人。我的财产并不多。你瞧,我把它分成三份,其中一份给你,另一份作为我的生活费用,第三份对我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它可以在你艰难的时刻供你救急用。”

年迈的父亲说完这些话,眼眶里噙满了泪水。他也许预感到从此以后再也见不到我了。

旅途很顺利。我们很快就到了法兰克人的国土。又走了六天,我们到了大城市巴黎。我的法兰克朋友给我在城内租了一间房,劝我花钱要小心,我一共有两千银币。我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三年,学到了一个医生所应该掌握的知识。但是,要是说我喜欢呆在那里,那是在说谎,因为我并不喜欢这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再说,我在那里只有少数几个要好的朋友,不过,他们都是年轻而又高尚的人。

后来,我越来越思念家乡。我在离家的这段时间里从来没有听到父亲的消息,因此,有一天,我抓住一个好机会,动身回家了。

事情是这样的:法兰克人的国家向土耳其王朝派遣了一个使团,我应聘当了随团的外科医生,幸运地回到了君士坦丁堡。我发现父亲的房子已经上了锁,邻居们看到我回来了都很惊讶,并且告诉我,我的父亲已经在两个月前去世了。从前给我上课的教士把钥匙交给了我。我孤单单地独自走进这幢毫无生气的房屋,看到父亲留给我的一切都还在,只有父亲答应给我的那堆黄金不见了。我向教士问起这件事,他朝我鞠了一个躬,说道:“你的父亲去世了,他是一个圣洁的人,因为他把黄金赠给教堂了。”

我对此始终不能理解,可是,我能怎么办呢?我没有任何证据指控教士,只能庆幸他总算没有把房屋和财产都当做父亲的赠品统统拿走。这是我回家后遇到的第一件倒霉的事。从这时起,打击一个接着一个,我顿时陷入了困境。我作为医生的名声始终没有传开,因为我实在不好意思沿街去叫喊。另外,我又处处感到缺乏父亲的推荐,要是他还在,早就把我推荐给富贵人家了,可惜现在没有人再会想起可怜的察莱科斯了。唉,父亲的货物也难以推销出去,因为父亲一死,一些老主顾失掉了,要找新主顾,只能慢慢来。

有一天,我正在为我的处境担忧,突然想到我在法兰克的时候,常常遇到我的同胞周游这个国家,在许多城市的市场上摊开他们的货物。我记得大家都喜欢买他们的货物,因为它们是外国货,这样的买卖可以获得百倍的利润。想到这里,我很快做出了决定,卖掉了父亲的房子。我把得到的钱留下一部分,交给一位可靠的朋友保管。然后,我用其余的钱买了许多在法兰克很稀罕的货物,如方巾、丝织品、香膏和油料等。我在一只船上租了个舱位,于是第二次踏上了去法兰克的旅程。

船驶过达达尼尔海峡后,我的命运似乎又好转了。我们的航程很短,也很顺利。我在法兰克走遍大大小小的城市,到处都遇上乐意购买我的货物的顾客。我在君士坦丁堡的朋友不断向我提供新的货源,我又一天天地富了起来。终于我积攒了一大笔钱,认为可以从事一笔大买卖了,于是带着货物动身去意大利。当然,我还得承认,我的医药知识也帮了我的忙,使我赚了不少钱。我到了一个城市后,写了些告示到处张贴,说城里来了一个希腊医生,医术很高明,已经治好了很多人的病。的确,我的药膏和药品帮我赚了许多钱。后来,我又到了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城。我打算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因为长期奔波,很劳累,想休息一阵,再说我也很喜欢这座城市。于是,我在城内圣克鲁策区租了一间店铺,又在不远的客店里租了几间漂亮的房间,房间外面有阳台。接着,我到处张贴告示,说我既是医生又是商人。我的店刚刚开张,顾客就像潮水般地一拥而入。虽然我的货物价格略微高了一点,可是卖得还是比别人的快,因为我对待顾客又体贴又友好。

我在佛罗伦萨愉快地度过了四天。这天傍晚,我正要关门打烊,像往常一样盘点香膏的存货时,突然在一只小香膏盒内发现一张纸条,我已经记不起来是什么时候把纸条放在里面的。我打开纸条一看,原来是一张请柬,邀我在深夜十二点到一座名叫古桥的桥上去。我思来想去,想了好久,也想不出邀请我到那里去的人是谁。我在佛罗伦萨没有一个朋友,我想,或许有人想私下请我去给病人看病,这类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我决定应邀前去。为预防万一,我带上了佩刀,这把刀是父亲以前送给我的礼物。

快到半夜时,我动身去了,没多久就来到桥上。我看到桥上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于是决定等那个邀请我的人露面。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月光皎洁。我低头看阿尔诺河,河水泛起的层层波浪在月光下闪烁,一直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城内教堂的钟敲了十二点,我站起身来,突然一个裹着红斗篷的大汉出现在我的面前,他用斗篷的一角遮住了脸。

起初,我的确有点惊慌,因为他是突然出现的。不过,我很快就镇静下来,说道:“你既然约了我来,那就请你说说,有什么吩咐?”

披红斗篷的人转过身去,慢慢地说:“跟我来!”

单独跟这个陌生人一起走,我心里真有点害怕。我没有动,说道:“不行,亲爱的先生!你能够先告诉我去哪里吗?另外,你也可以把脸露一下让我看看,你是不是对我怀有好意。”

披红斗篷的人似乎不理会我的话。“如果你不愿意,察莱科斯,那你就留下吧!”说完,他就走了。

我很生气。“你以为,”我大喊一声,“像我这样的人可以随便让一个傻瓜愚弄吗?在寒冷的夜晚,我该白白地等候吗?”

说完,我三步并作两步跳了上去,一把抓住他的斗篷,叫得更响了,同时我的另一只手握住了佩刀。不料,我虽然抓住了斗篷,但陌生人却消失在下一个拐角处,不见人影了。我的怒气渐渐地平息下来,我想红斗篷在我手里,我就有了一把钥匙,它可以帮我解开今晚这次奇遇之谜。我披上斗篷,顺原路走回家去。我刚刚走了一百多步,只见一个人挨着我的身边过去,用法兰克语对我说:“伯爵先生,你要多加小心,今夜无法可想了。”

我还没有来得及转过头去看,那个人已经走掉了,我只看见他的身影从房屋旁边飘然而过。我知道,那句话不是对我说的,而是对穿斗篷的人说的。可是,我仍然弄不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第二天早晨我努力思考该怎么办。起先,我想让人拎着红斗篷去叫喊,说是我拣来的。可是,转而一想,那个陌生人可以通过第三者把斗篷领回去,这样的话我仍然不能搞清事情的原委。我一面思考,一面仔细地打量那件斗篷。它是用厚实的热那亚天鹅绒缝制的,颜色紫红,用阿斯特拉夏毛皮镶边,金线刺绣。华丽的斗篷使我有了新的主意,我决定把它送进我的店铺,高价出售,我知道这样高的价格是找不到买主的。我的目的就是对前来问起这件斗篷的人仔细看上几眼,从成千上万的人中把那个陌生人辨认出来。我相信,他丢失了斗篷,一定会来找的。这件红斗篷异常漂亮,吸引了每一个顾客,想买的人很多,但是没有一个人和那个陌生人相像,也没有人愿意出二百金币的高价购买它。让我感到惊奇的还有,每当我问起别人,在佛罗伦萨是否有过这样的斗篷时,所有的人都回答说没有,还肯定地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精巧、这样贵重的皮货。

傍晚,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常来我的店里,今天他也一再地讨价还价,想买这件斗篷。他把一袋金币扔在桌上,叫道:“请上帝作证!察莱科斯,我就是成为乞丐,也要把你的斗篷买下来。”

说完,他就开始数钱币。这下我为难了,我出卖这件斗篷,只是为了吸引那个陌生人的注意,现在来了一个傻小子,竟肯出这么高的价钱买它。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好卖给他,何况,我另外有个想法了,那天晚上我出去冒险,今天可以拿这笔钱作为补偿。

那个年轻人披上斗篷走了。可是,他刚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原来他发现衣服上挂着一张纸片,他顺手拿下,扔给我说道:“察菜科斯,这里挂的纸片大概不是斗篷上的吧?”

我不经意地拿起纸条,可是一瞧,上面写着一行字:“请在今夜同一时间把斗篷送到古桥上,四百金币正等着你!”

我站在那里像遭到五雷轰顶。我就这样白白丢了一笔钱财,我的目的完全落空了!不过,我很快回过神来,马上包起二百金币,朝买斗篷的人追了上去,说道:“好朋友,我把金币退给你,你把斗篷还给我,我不能把它卖给你!”

起初,这个人以为我在开玩笑。后来他看到我是当真的,不由得发起火来。他骂我是蠢货。最后,我们打了起来。我真幸运,在混战中我把斗篷从他手里夺了回来。我正想溜走,这个年轻人急忙喊来了警察,把我拖到了法院。法官听了控告,非常惊讶,于是把斗篷判给了对方。我只好跟年轻人商量,如果他把斗篷让给我,我除了退还二百金币外,再加二十枚、五十枚、八十枚,甚至一百枚金币。我靠请求办不到的事,靠金钱就办成了。他收下我的金币,我带着斗篷得意地走了。在佛罗伦萨,全城的人都把我当做一个白痴。可是,我对别人的议论是无所谓的,因为我比他们更清楚,在这笔买卖上我还能赚钱。

我焦急地等待着夜晚来临。大约和上一晚同一时刻,我把斗篷夹在腋下,朝古桥走去。随着最后一声钟响,一个黑影从夜幕里走出来。一点也不错,他正是昨夜的那个人。

“你把斗篷带来了吗?”他问我。

“先生,带来了,”我回答,“不过,它花掉我整整一百枚金币。”

“我知道,”那个人回答说,“看吧,这里是四百。”

他和我一起来到宽阔的桥栏旁,数起了金币。正是四百。它们在月光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看到钱币的光辉我心花怒放。唉!没有料到它竟成了我心中最后的一次欢乐。我把金币藏在口袋里,想看看这位好心的陌生人。陌生人脸上戴着面具,只露出一双乌黑的眼睛,可怕地盯着我。

“谢谢你,先生,谢谢你的好意!”我对他说,“你对我还有什么要求吗?不过,我得预先说明,违法的事我不干。”

“不必担忧,”他一面回答,一面把斗篷披在肩上,“你是医生,我需要你的帮助,但不是治疗一个活人,而是处理一个死人。”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惊奇地叫起来。

“我和我的妹妹来自遥远的国度。”他说,同时示意我跟他一起走,“我和她住在我的一位朋友那里。昨天,我的妹妹得急病死了,亲戚们准备明天把她安葬。按照我们家族的旧风俗,每个人死后都必须安葬在祖先的墓地里。很多死在异国他乡的人,也要经过防腐处理以后运到那里安葬。现在我把妹妹的尸体交给亲戚去处理,不过我至少要把她的头颅带给我的父亲,让他能看她一眼。”

这种把亲人的头割下来的风俗真让我毛骨悚然,可是我也不敢表示反对,生怕冒犯了这位陌生人。于是,我对他说,我可以给死者进行防腐处理。说完,我请他带着去看死者的遗体。但我还是忍不住地问他,为什么要把事情做得如此神秘,而且安排在夜里处理。他回答说,他的亲戚认为他的想法太残酷,如果放在白天做,他们会阻止他这样做的。不过,一旦把头颅取了下来,他们也就不会再说什么了。本来,他可以把脑袋带来,交给我做防腐处理的,只是一种天然的感情阻止着他,使他难以下手亲自取下妹妹的头颅。

我们边说边走,来到一幢宽敞而又华丽的房子前。那个人指了指房子对我说,我们已经到了目的地。我们从房子的大门走进去,又进了一扇门,陌生人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在黑暗中,我们顺着狭窄的螺旋形楼梯走上去,来到一条灯光暗淡的走廊上,穿过走廊进入一个房间,房间的天花板上亮着一盏灯。

房间里有一张床,床上躺着那具尸体。陌生人转过脸去,似乎不想让我看到他眼里的泪水。他指指床,吩咐我妥善、利索地把事情办好,说完就走到门外去了。

作为医生我总是带着手术刀。我把刀取了出来,走到床边。尸体只露出个头,它是那么漂亮,我心里不由得感到怜悯。死者乌黑的头发编成长长的发辫,垂了下来,脸色苍白,眼睛紧闭着。我按照医生截肢的惯例,先用刀在皮肤上划了一下。然后,拿出最锋利的手术刀,一下子割断了喉管,啊呀,多可怕呀!死者忽然张开了眼睛,很快又闭上了,她发出了深深的叹息,似乎这时候才断气。我正看着,一股热血从伤口里冲着我喷出来。我深信,是我杀死了这个可怜的女人。现在她必死无疑了,因为这样的伤势是谁也救不了的。我面对这一切惊恐极了,呆呆地站了几分钟。难道是穿红斗篷的人欺骗了我?难道他的妹妹仅仅是假死?我觉得有可能是假死。可是我不能告诉死者的哥哥,要是慢一点动刀,也许她会醒来。现在只好把她的脑袋全割下来。忽然死者又呻吟一声,痛苦地挣扎了一阵,才真正死去。我害怕极了,惊恐地冲出了房间。

外面走廊里一片漆黑,原来灯火已经熄灭,陪我来的那个人也不见了。我只得沿着走廊的墙壁,摸索着向楼梯口移动。终于我找到了楼梯,跌跌撞撞下了楼。下面也没有人,门虚掩着。我走到街上,这才放心地吸了一口气,因为在那幢房子里我实在吓坏了。我一溜烟地奔回我的住所,把自己埋在床上的被褥里,想把我干过的可怕的事忘掉。可是,我怎么也睡不着,天亮时,我只得告诫自己,千万要镇定。我模模糊糊地认识到这是一种卑鄙的勾当,诱骗我干这件事的人也许不会告发我。我决定马上到我的店里做生意,而且要尽可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来。可是天哪!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新的情况,这使我增加了苦恼。我的便帽、我的腰带和我的佩刀都不见了,我不知道是把它们忘在死人的屋里了,还是在匆忙逃跑时丢失了。我感到多半是第一种情况,如果是这样,人们会发现我就是凶手。

我按平常的时间开了店门。我的邻居又像每天早晨那样向我走来,他是一个喜欢谈天的人。

“喂,你对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有什么看法?”他问。

我装做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

“什么?全城都在议论纷纷,你竟然不知道?你不知道佛罗伦萨最美丽的市花,总督的女儿比安卡姑娘,昨天夜里被人杀掉了?啊!我昨天还看到她兴高采烈地跟未婚夫乘车在大街上驶过,今天他们本来要举行婚礼了。”

邻居说的每一句话都像针似的刺在我的心上。今天,这样的痛苦反复地折磨着我,因为我的每一个顾客都要讲述一遍,而且越讲越可怕。当然,谁也描述不了我亲眼见到的恐怖景象。快到中午时,法院的一名官员走进我的店铺,叫我把周围的人支开。

“察莱科斯先生,”他取出我丢失的全部东西,“这些是你的吗?”

我思考着是否应该彻底否认。可是,当我透过半掩的门看到房东和几个熟人时,我想他们一定会出来反驳我。因此,为了不至于把事情弄得更糟,我决定不说谎,承认东西是我的。法院的人要我跟他走一趟,他把我带进一幢大楼,我马上认出这是监狱。他把我关在一间牢房里。

我孤零零地关在里面。想起往事,我感到自己的处境十分可怕。我不断地想着我已经杀了人,虽然我不是故意的。当然,我也不能隐瞒,是金钱的光泽耀花了我的眼睛,否则,我也不会如此盲目地落入圈套。我被关押两小时后,又被带出了牢房,走下几级楼梯,来到一间大厅里。厅里有一张长方形桌子,桌上铺着黑布,周围坐着十二个人,大多是老人。大厅的两旁摆着几排长凳,坐满了佛罗伦萨的显赫人物。高处的楼厢里,拥挤地站满了观众。当我走到铺着黑布的桌子前面时,一个脸色阴沉忧伤的人站了起来,他就是总督。他对周围的人说,作为父亲,他不能亲自审理这件案子,这次他让年纪最大的议员审理。这位年纪最大的议员是一个老人,至少也有九十岁。他弯腰曲背地站着,两鬓斑白,但眼睛里燃烧着愤怒的火焰。他声音洪亮、清晰。他问我是否承认杀了人。我请求他听我的申辩,然后无所顾忌地大声谈起我所做的事和我所知道的一切。我看到,总督在听我说话时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我刚说完,他马上站了起来,愤怒地咆哮着。

“怎么?讨厌的家伙!”他对我大喊大叫,“你谋财害命,犯下了弥天大罪,现在又想嫁祸于人?”

议员叫他停止讲话,因为他已经主动把权力让给了他,而且,也根本没有证据证明我是谋财害命,因为正如总督自己所说,死者什么东西也没有被偷掉。是的,他还有话要说,他要求总督必须说明他女儿以前的生活情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判断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接着,他宣布休庭,等总督交出死者的书信后再做出判决。

我又被送回监狱,在这里度过了悲惨的一天。我怀着热切的希望,但愿死者和披红斗篷的人之间的关系能显露出来。第二天,我满怀希望地走进法庭大厅。桌上摆着好几封信。老议员问,这些是不是我的笔迹。我仔细地看了一下信,发现信上的笔迹和我收到的两张纸条上的笔迹一样。我向议员们说明了这个情况,可是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议员们说,这两样东西都是我写的,因为信上的签名是一个让人难以辨认的Z字,这恰恰是我名字的起首字母。这些信里充满着对死者的威胁,对她即将举行的婚礼提出了警告。

总督关于我的人品的陈述似乎特别离奇,这一天,他们对我更加不信任,更加严厉了。我认为他们一定可以在我的房间里找到那些纸条,并要求他们拿出来,以便为自己辩护。可是他们说已经搜查过了,什么也没有找到。审讯结束时,我的希望完全落空了。第三天,我又被带进大厅,他们向我宣判,说我犯了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我的一切完了。我抛弃了人间那么珍贵的一切,远离家乡,然而在我风华正茂时却要无辜地死在刀斧之下!

这是个决定我命运的可怕的日子,晚上,我孤孤单单地坐在牢房里。我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我只想到死。忽然,我的牢门打开了,一个人走进来,他不声不响地打量我很久。

“察菜科斯,我又把你找到了,是吗?”他开口说。

牢房里灯光暗淡,我没有认出他来,可是,他的声音唤起了我对往日的记忆,他是瓦勒狄,是我在巴黎求学时认识的少数几个朋友中的一个。他告诉我,他是偶然来到佛罗伦萨的,他的父亲是这里的头面人物。他听说了我的事情,因此过来看看我,另外也想听我说说怎么会犯下这么严重的罪行的。我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他听了十分吃惊,于是要求我把一切都讲给他听,他对我说,他是我唯一的朋友,别让他从这里离开时带走一句谎话。我对他发了一个重誓,保证说的全是真话。我说,我只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被金钱的光泽迷住了眼睛,没有能够识破陌生人的花言巧语。

“那么你根本就不认识比安卡?”那人问。

我向他保证,从来没有见过她。瓦勒狄告诉我,总督急于要法庭对我做出判决,这就意味着这件事里深藏着一个秘密。现在,城里谣传,我和比安卡早就认识,因为她要和另一个人结婚,我为了报复,就把她杀了。我说,这个罪名加在披红斗篷的人身上倒完全合适,可是我拿不出证据证明他参与了这桩杀人案。

瓦勒狄流着眼泪拥抱我,答应尽力为我奔波,至少也要设法救我的命,我已经不抱多大的希望,可是我知道,瓦勒狄是个聪明的人,又懂法律,他会想一切办法救我的。我在惶恐中度过了艰难的两天。最后,瓦勒狄又来了。

“我带来了安慰,虽然是一种痛苦的安慰。你的命保住了,并可获得自由,但必须砍掉一只手。”

我十分感动,连忙感谢他的救命之恩。他对我说,总督十分固执,他不答应重新审理这个案子。可是,为了显得公正,他终于同意,如果在佛罗伦萨的历史上找到一个类似的案件,那么,对我的判决就可以跟那个案件的判决一样。我的朋友和他的父亲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在古书堆里翻阅,终于找到了一个完全一样的案件。它的处分是“斩断犯人的右手,没收他的财产,把他永远赶出国门”。这也成了对我的处分,我必须挨过这一痛苦的时刻。我把手搁在市场的砧板上,被砍了一刀,一股热血喷涌而出,这种可怕的景象,我就不细细描述了!

瓦勒狄把我接到他的家里,我就住在那里,等我伤口愈合后,他又慷慨地送给我旅费,因为我辛苦赚来的钱都被法院没收了。我离开佛罗伦萨,来到西西里岛,再从那里搭乘我所找到的第一艘海船回到了君士坦丁堡。从前我交给朋友一笔钱,托他保管,现在我把希望全寄托在这笔钱上了,我还请求他让我在他那里住下。可是,他却问我,为什么不住在我自己的房子里。我一听,惊讶得目瞪口呆!

他告诉我,一个陌生人以我的名义在希腊人住宅区买了一幢房子。陌生人还对周围的邻居说,我不久就要回来了。我和我的朋友马上到那儿去,受到了熟人们的热情接待。一位老商人交给我一封信,那是替我买房子的陌生人留下的。

我打开信,念道:“察菜科斯!有两只手愿意不停地为你操劳,你就不会感到失去了一只手。你所看到的这幢房子里的一切财物都是你的。每年都会有人给你送上足够的钱财,你将成为那里的大富人。但愿你能原谅一个比你更加不幸的人!”

我能猜到这是谁写的信。那位商人在回答我的问题时也说,这是个陌生人,看上像法兰克人,身披一件红斗篷。我心里明白,那个陌生人并没有完全丧失良知。我看到房子里一切都布置得尽如人意,还有一间房间里堆满货物,它们比我以前的货物更漂亮。

从那时起,整整十年过去了。我多半是由于老习惯难改,并非由于需要,又踏上了经商的旅程。然而我永远不再踏上那个使我遭到不幸的国土。我每年都收到一千枚金币。我很高兴地知道,那个不幸的人很高尚,虽然如此,他还是难以买走我心灵上的苦恼,因为比安卡被杀害时的惨状始终浮现在我的眼前。

希腊商人察莱科斯讲完了故事。大家听了都很同情他,尤其是那个陌生人显得更激动,他深深地叹息了几声。穆莱似乎觉得自己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他们对这个故事还谈了很久。

“那个人使你失去了一只手,甚至使你的性命也有危险,难道你不恨他吗?”陌生人问。

“以前,有一段时间,”希腊人回答说,“我的心也向上帝控告,控告他给我带来了苦难,毒害了我的生命。可是我又在对天父的信仰中找到了安慰。这个信仰要我去爱我的敌人,也许他比我更加不幸。”

“你是一个高尚的人!”陌生人大声说,他激动地跟希腊人握了握手。

卫队长突然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他神色忧虑地走进帐篷,告诉他们,不能在这里休息,因为这里常常是商队遭到袭击的地方。而且,据守卫反映,他们已看到远处有一些骑马的人在活动。

商人们听到消息后十分惊愕。陌生人塞利姆对他们的惊慌失措感到奇怪,说他们装备精良,足能对付一些阿拉伯的强盗,根本用不着害怕。

“是的,先生!”卫队长回答说,“如果真是这样一群草包,我们完全可以放心地睡觉。可是最近,可怕的奥尔巴桑又出现了。对他,可得要多加小心。”

陌生人问起奥尔巴桑是什么人,老商人阿赫迈德回答说:“对这个奇怪的人众说纷纭。有的说他是一个超人,可以一下子战胜五六个人;有的说他是个勇敢的法兰克人,因为遭到不幸才来到这里;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是个臭名远扬的强盗和小偷。”

“你可不能这么说,”商人中有位名叫勒察的反驳道,“他虽然是个强盗,却是个高尚的人,我可以拿我弟弟的遭遇作为例子,说明他的确是这样的人。他把他的人马训练成一支守纪律的队伍,只要他在沙漠上走动,别的队伍就不敢出头露面。他不像其他人那样抢劫,只是向商队收取保护费。向他交过费的人,就不会受到伤害,因为奥尔巴桑是沙漠的主宰。”

旅客们正在帐篷里议论纷纷,可是布置在营房周围的警卫开始惊慌不安起来。远处,半个小时路程的地方,出现了一大群全副武装的骑手,他们好像径直朝营房奔来。有一个警卫走进帐篷,通告他们可能会遭到袭击。商人们商量该怎么办,是冲向他们还是严阵以待。阿赫迈德和另外两个年迈的商人主张防守,火爆性子的穆莱和察莱科斯主张迎战,他们要求陌生人赞同他们的意见。陌生人却若无其事地从腰带里抽出一块绣有红星的小蓝布,他把蓝布绑在一支长矛上,吩咐一个奴隶把长矛插在帐篷上。他说他敢用生命担保,那些骑手只要看到这个信号,就会平静地绕道而过。穆莱不相信,但一个奴隶还是把长矛插在帐篷上了。这时,帐篷里的人都拿起了武器,紧张地等待着,准备与那些骑手厮杀。那些人好像看到了帐篷上的信号,他们突然改变了方向,绕过营房,向远处奔去,消失得无影无踪。

旅客们惊讶地站在那里,一会儿看着骑手的背影,一会儿看着陌生人。陌生人若无其事地站在营房前,眺望着远方。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穆莱终于打破了沉寂,大声说:“神通广大的陌生人,你究竟是谁?你只用一个信号,竟然制服了沙漠上野蛮的狂徒。”

“你可是过高地评价了我的本领,”塞利姆·巴鲁赫说,“我是从监禁我的地方逃跑时带走这个信号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它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是我明白,谁在旅途上带上它,谁就会受到有力的保护。”

商人们都向陌生人道谢,称他为救命恩人。那些骑手确实是人数众多,商队是很难长时间抵挡他们的。现在,大家可以放心地休息了。当夕阳西下,晚风掠过沙漠时,他们又出发了。

第二天,他们走到离沙漠尽头大约只有一天路程的地方安营休息。旅客们又聚在帐篷里,商人勒察说:“昨天我对你们说过,可怕的奥尔巴桑是个高尚的人。今天,请允许我用我弟弟的遭遇来证明这一点。我父亲是阿卡拉的法官,他有三个孩子。我是老大,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二十岁那年,被我的叔叔叫了去。他让我继承他的遗产,条件是必须留在他身边,直到他去世。可是他一直活了很久,直到两年前我才能回到家乡,所以根本不知道我的一家遭到何等可怕的命运,仁慈的真主又是怎样改变了这种命运。请听我讲一讲援救妹妹法特迈的故事吧。”